【摘要】一种最迂腐不过的认识，就是以为固守“第二次土改”的既有成果，便可板上钉钉、天下太平，无需再深化进行以保障农民权利自由为主攻方向的“第三次土改”。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名字，早就如雷灌耳，尤其是在其近作《走出帝制》被“下架”以后。今年以来，陆续近距离听得其两次讲座，受益匪浅。但这些都不是我动笔的缘由，我的兴趣，则是聚焦在他2016年2月2日发布在网络上的一篇《解决乡村衰败难题的“牛鼻子”》。再究其实，所谓的“原创”，是指秦老师最初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上的《切实保障人地两权是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一文，网络无非是扩大影响而已。

这篇文论，令我肃然起敬。个中的原因，一是他对“三农”现状的熟悉，这是书斋里的学问家往往“气短”的地方；二是他直指要害、入木三分的深刻，这往往需要有很扎实的理论根底和很强大的逻辑力量。文章大约源自即席演讲或授课，于是观点的阐述和结论的提炼，似乎还略欠到位。但只消认真阅读，其实都是可以精准把握的。

秦老师之所以在开篇，就表明不同意历来“三农问题”的表述，是因为在他看来，“三农”中的农业和农村，都不是可以和农民与之并列的重要问题；而农民问题，要害又在于农民的“人权（‘农民的各种权利问题’）”问题。在以后展开的内容中，无论是涉及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营方式，还是涉及农村的凋敝和衰败，他都归结为农民的“自主选择”和“自由迁徙”的权利实现问题。

我是赞成秦老师主张的，因为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解决农村衰败难题的“牛鼻子”所在。

中国共产党人是靠解决“三农问题”起家和“发达”的——这并非虚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最早的著述之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把国内战争说成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道路亦被其创造性地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作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终于还是没有走出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邓小平们选择以农村大包干为突破口，实质性推动农村改革并进而推广至城镇及科技教育各个领域，加之以农村工业化为突破口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而将中国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

无可否认，其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足发展，并没有轻松化解一系列“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邓小平语）”，而这又是与农村改革的“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直接相关。表面上看来，由于农地改革的严重滞后，既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又制约了社会资本对农村的补充和投入，更成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无法逾越的红线，但更深一步思考，其实皆源于农民的权利缺失、特别是土地财产权利的缺失。

这里所说的权利，是指可执行的、有效力和有收益的权利。它既不是写在文字上甚至是宪法条文中的“空的权利”，也不是和权利主体的实际利益相脱节的“虚的权利”。就好比建国之初“第一次土改”以来，谁也没说农地不是农民的权利，但事实上通过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制度，农民的土地权利早已被“异化”了。其后果就是经年累月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及温饱问题如影随形，包括灾年的大饥荒问题。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土改”，无非是改变了一下农业生产中经营权利的“异化”问题，把它老老实实地还给了农民主体本身，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很好解决了困扰执政党几十年的“吃饭问题”。为此，党中央给出了承包制“长久不变”的“定心丸”，但“三农问题”难道到此为止就完事大吉了吗？非也！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三农”的新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如何让农民参与“三化”进程并分享其中的发展红利。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不减少农民就无法“富裕”农民，但减少不是“消灭”，而是“转移转化”——通过城市化让传统农民经市民化而获得新生——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并允许其随着农民的自由迁徙而能够得以流转、交易和变现。不进到这一步，解决农民的权利问题不过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更遑论“行百步者半九十”了。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很多人没有想明白。一种最迂腐不过的认识，就是以为固守“第二次土改”的既有成果，便可板上钉钉、天下太平，无需再深化进行以保障农民权利自由为主攻方向的“第三次土改”。权利自由不是滥用权利，而是国家作出法律性的制度安排，明晰且落实农民的各项权利，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并提供在充分赋予农民自主决定前提下的有序流转、公平交易和自愿变现的机制。只有这样，农村人口城市化才有望摆脱“叫好不叫座”的尴尬，真正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动力，也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由来已久的“三农问题”，开辟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成稿于2016年5月2日，刊发于《中国城市化》2016年第4期）

背景文章：http://www.zgxcfx.com/sannonglunjian/807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