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很火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要“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人民经济”的佚名文章。与此同时，一段温铁军先生关于解读何谓“人民经济”的短视频也广为流传。更有相应的一段向松佐先生“怒驳‘人民经济师’温铁军”的博文大行其道。热闹之余，忽然想起笔者过往也曾写过多篇对温文的点评，只不过那些“豆腐干”文字，都是关于城市化领域的，不像今日论题之如此宏大。于是“翻箱倒柜”，在电脑存储中总算找出了一篇旧文（据此文线索，之前还曾写过两篇，大约总是在的），是2012年初写就的，曾公开发表于当年《中国城市化》杂志的第1期（仅标题略有改动）。再读到此文中“总有点‘和规律过不去’的意思”一句，觉得有点意思，就把它拿来在微信公众号上再“重发”一次、意思意思吧……——2022年9月28日”
旧文首发——成文于2012年1月26日
和一向尊敬但又不敢苟同的温铁军先生已经久违了。说“一向尊敬”，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命运的持久关切，包括为了验证自己理论而身体力行进行实践的求实精神；说是“不敢苟同”，则是因为他的观点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而且总有点“和规律过不去”的意思。
过去曾写过两篇关于他的城市化言论的评论，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具体的细节早已不详，但基本的立场似乎还记得：也和这一篇一样，大约都是唱反调的。
这一次温先生讲“三农”问题，俨然换成了“国家稳定”的视角。这也不错，“农民权益”“关乎国家基本安全”的开篇语我也赞成。但是进一步如何才能维护这种权益，如何才能得来“国家基本安全”，我们的观点就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了。
在他的眼中，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贫民窟的扩张、灰色经济和黑社会的发育，以及腐败蔓延和动乱发生。至于对发达国家为何不下这样的断语，那是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借助对外产业转移推动‘接受国’构建亲资本制度体系，从而得以顺畅向发展中国家层级梯次转嫁制度成本”。
注意到两类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落差和特点是相当明智的，但是，这恐怕不会因此而改变发展规律本身。就像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等等，在先、后发国家同样有表现形式的不同，但所有的国家无一例外终究都是要完成这一进程的情况一样。
除去对于生态环境的“透支”之外，剥夺广大农民工在就业收入上的合法收益，恰恰是中国“长期维持劳动力低成本竞争的唯一‘比较制度优势’”。这种情况在我来看，不是我们的骄傲，反倒是我们这种靠农民革命起家、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的悲哀。广大的农民兄弟，凭什么就不能平等分享工业化的巨大收益？如果在最初确有其不得已的原因，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同工”的农民兄弟，继续实行“不同酬”的分配政策？
分配是最最体现权益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分配，不限于仅仅是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和奖金。广义的分配，包括了众多的福利和保障，从教育培训到各种具有含金量的待遇，从工伤、生育、失业、养老保障到安居房、公租房等住房保障。
当然，除却经济的权益之外，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还有很多很多。但由于中国“半截子”的城市化或者是“被动式”的城市化，现在所有的这些广大农民弟兄应该得到却未能得到的权益，正在转化为代价高昂的社会成本，在挑战中国“国家基本安全”的底线！
男人出来打工了，女人怎么办？女人出来打工了，孩子怎么办？儿女都出来打工了，老人怎么办？一家人都出来了，农村家中的土地和财产怎么办？这一代人或许在攒够了盖房子和娶媳妇的现钱以后还可以“告老还乡”，但接受着城里人的教育长大的“新生一代”又怎么办？其实，循着这样的轨迹，人民的政府动态地去解决相应的问题，人民的幸福指数早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天底下，哪会有这么多“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的家庭悲剧？哪会有这么多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哪会有这么多飘泊无定的羁旅感，又哪会有这么多杀人越货的犯罪率？
说到底，人的最大的权益就是自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而过往我们最大的可笑之处正在于，我们总以为我们是出于公心和好心，要为那些缺乏思维和决策能力的人们去做出最优的选择，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过去的人民公社化是这样，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尽管似乎当时人人都打算认同这样的安排，但由于它从根上来说是领导人主观推动的，而非来自民众的内生愿望，所以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否定的命运。
由此，我们不妨如是认为，在城市化问题上，既没有必要去人为地拔苗助长、大干快上，也没有必要如温先生那样，噤若寒蝉、掩耳盗铃。即便是拿“稳定”这种敏感题目说事，也还是那句老话：“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老百姓都不傻，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政府顺应这种需求，按规律办事，去主动有效地解决前面提及的一系列“怎么办”的问题，“稳定”自然而然就会到来的，完全用不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刊于《中国城市化》杂志2012年第1期，笔名“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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