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一轮的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是靠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的实事求是。这一轮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再怎么搞起来？还得借助于“批判性思维”带来的更上层楼的实事求是！

自去年5月习总书记首提新常态概念以来，中经APEC会议对外宣示，至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以长篇系统阐述，新常态理论渐显雏形。

何以认识新常态？首先要从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真实发生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入手。总书记不厌其烦地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产能、要素和市场三大环节，资环约束、经济风险和宏观调控三大应对共九个方面，详尽地解读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趋势性变化。但这是不是包揽了事物的全部呢？显然不是。因为按照同样的眼光去细化看待，那经济社会中种种趋势性的变化就“多了去了。”谓予不信，我举一个刚刚遇到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某咨询机构要做一个有关我省农民持续增收的课题研究。2014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为19400元，至此浙江省已连续30年农民收入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当然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分析起来，经验多多，但其中有几条还是蛮有点特色的：一是率先推出农村工业化，泥腿子上岸办企业，先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后经改制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果然应了“无工不富”的那句话，无论是做老板还是当打工仔，票子都“大大地多了”。二是率先推出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由此效益农业也就有了粉墨登场的舞台。“什么来钱就种什么”——大有点离经叛道的意思，但却是当时搞活农业生产的一大思想解放。三是率先推出“农家乐”，随之而来的是生态旅游遍地开花。农村的绿水青山、瓜果时蔬、民俗风情、人文乡愁、闲适散淡，都成了农民转战服务业新战场的资本，大可以就地生财、坐收渔利。

但是，进入新常态了以后，再促进农民的增收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呢？我看起码有三条不可小觑：一是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推开，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我们要研究收入状况的这个主体对象，已经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原先户籍是农村的就是农民，现在城乡都要统一为居民户籍了，那今后你只能实事求是地将真正是在“土里刨食”的纯农业人口，记为你要研究的“农民”，再也不能鱼目混珠、张冠李戴了。户籍这张“皮”变了，附在这张皮上的“毛”焉能不变？

二是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变化，过往30年大行其道的承包制的正面效应正在“边际效益递减”。高度细碎、经常微调、“3860（妇女和老人）”部队为主耕作的承包地，显然已难以搭上规模经营、服务配套的现代农业“快车”。承包经营权的自由顺畅流转，成为规模经营和家庭农场兴起的必要条件。

三是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二元结构体制松动，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迁徙将成为常态，即所谓“让愿意进城的农民进城，让愿意下乡的市民下乡”。但农民进城要有本钱，买不起房、定不了居算什么进城，又算什么市民化？从这批“农业转移人口”来看，不把他们原先在农村的“三块地”——承包地、宅基地、人均一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土地权益能够量化到个人，并且通过规范的要素市场交易完成价值化、货币化和资本化，那“人的城市化”其实是“化不起来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是不会有明显增加的。

所以，考虑到这种种的“新常态”，今后农民增收的路子，还能够仅仅只是拘泥于传统的那几条吗？显然不行了。这就需要“反弹琵琶，功夫在诗外”，由“发展出题目”，让“改革做文章”。譬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削减（纯）农民基数。或如当年力推我省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张德江书记所言：“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一来二往的人口变动，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上，也一定会导致显著缩小的结果。再譬如，推进农村产权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让市场对农村的土地资源配置更充分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让农民得以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光有政府对农民的“确权”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市场流转中 “活权”，让沉睡在两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村和农民“死的权利”，悄然变身为“活的收益”。有了获利的机会，才会引来工商资本的投入，也才会进一步引来人力资本的注入，从而造就真正的现代农业。

说到这里，如何适应新常态，首先要从对旧常态的“批判性的思维”做起。尽管改革开放的30年（大数）成绩骄人，硕果累累，但无可否认，极大程度上那也是以物本主义的高速增长、平面扩张为价值取向和现实表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往那些曾经是不容置疑的正确，如今都需要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反思！这样做不是说过去的都做错了，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的完全正确。但是到了今天，时势变了，常态改了，再不与时俱进、改弦更张；再不另辟蹊径、别开生面，那明天和后天就一定会犯错！上一轮的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是靠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的实事求是。这一轮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再怎么搞起来？还得借助于“批判性思维”带来的更上层楼的实事求是！

 （成稿于2015年1月9日，刊发于《浙江经济》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