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锦杭州知青史料遗存系列#总1225 

“现将胡建的《回忆与反思：一九七二年的冬天》发布如下。作为哲学博士和浙江省委党校的教授，作者对其不同寻常的六年北大荒知青生活，有着他特定视角的理论思考……”

1974年胡建作为兴隆公社知青代表参加富锦知青会议（后排左2）

成文于2018年12月12日，曾发表于《青葱岁月——兴隆知青纪念文集》一书，本次网络版发布作了个别文字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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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2019年）是我去黑龙江省富锦县兴隆公社插队支边50周年纪念，插友们希望我无论如何也要为此留下点文字。说句老实话，我对“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持肯定态度。从历史的大逻辑看，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全球化”规律，决定了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走“农民进城”的城镇化道路，但在当时“文革”已造成千疮百孔的境遇中，中国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将17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从事“修理地球”的旧式农业劳动。这无论对国家发展还是对个人成长，都意味着是一场“悲剧”。然而，“悲剧”对个体人生的意义，并非一视同仁。置身其中，有的人因对前途绝望而沉沦，甚至自杀。有的人听凭命运摆布而随波逐流，蹉跎了岁月。也有的人在逆境中奋起，赢得了“悲剧中的成长”。本人在插队落户的六个年头（1969年至1974年）中，曾和兴隆公社的大多数知青一样，收获了在“悲剧中的成长”价值。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72年冬天的经历。今天我将其诉诸于世，了却告慰自己的青春岁月……

1977年胡建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时与室友合影

一、雪灾将我逼成了“生产队长”

1972年的10月中旬以前，我插队的富锦县兴隆公社东升三队是一派丰收在望的美景：各种庄稼，无论是大豆、高粱，还是谷子、玉米，都长得郁郁葱葱。社员们眼见得“早上四点半，晚上看不见”的辛劳付出，将会有天遂人意的回报，人人喜形于色，出工分外勤快。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夜突然霜降，庄稼马上停止了“灌浆”，“半生不熟”地僵住了——这又将是一个灾年！

我在出工现场，亲眼目睹了老乡们的沮丧：队长由义功连呼：“完了，完了，一年又白辛苦了！”那声调犹如哀鸿悲鸣，闻之心如刀割！其他的社员也好像霜打的茄子，虽然无语，但立时就“蔫巴”了。从年轻的女社员人群中，甚至还传来了隐约可闻的抽泣声，似乎面对不幸的命运而如泣如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早霜对生产队和社员是致命的：这一年东升三队每十个工分，只能合上2分8厘钱，每家每户连口粮钱，都是欠着生产队的。老乡们悲戚地自我解嘲道：“两天零一气儿（正常半天劳动，是歇“两气儿”的），挣个大冰棍儿。”还有人对我开玩笑说：“老胡，努力地干吧，要不杭州家里来信，你连回信的邮票钱都没有。”

灾害诱发了农民的“自私性”。从这天起，出工的劳力与日俱减，工分不值钱，谁还会去努力挣分儿呢？然而，老天对我们更是“那壶不开提那壶”。才不过是10月下旬！就没完没了地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不久，没到大腿的厚雪，就把所有的庄稼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人们的收割，只有首先扒开覆盖于庄稼上的深雪，然后才能挥镰。光是在雪地里扒开庄稼的那个冰冷和刺痛，就够下地的劳力们喝一壶的了。

我永远忘不了雪住后的第一个出工日。那天，我闻听出工的钟声来到了队部，只见前来出工的社员寥寥可数，其中多数还是女劳力。这和以往出工时至少有50多人的热闹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更令人气愤的是，生产队的7名干部中，只来了我和妇女队长，连派活的干部都没有。生产队长在敲完出工钟后，就抱着“爱谁谁”的态度，自行宣布“撂挑子”了。其他干部见他是这个态度，谁也不愿接手这个“烂摊子”，于是“上行下效”，他们也不伸头，大家更是出工不出力了。当时，我在小队里只是出纳员兼记工员（队委会成员），大概是因为社员念知青是“外来户”，没有那些亲亲疏疏，办事比较公道，才选我进了班子管钱记分。往日里我和普通社员一样，队长安排干啥就干啥，从来就是“磨到驴——听吆喝”。然而，当时面临的场景是：如果没有干部出头安排活计，连已经来出工的少数人，也要散摊子了。 

1982年胡建与孙凤兰（天津知青）结婚后，在杭州西湖六公园合影

说实话，当时经过“文革”的多年风雨，我已经对所谓的“政治觉悟”麻木不仁了；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庄稼都烂在地里，连口粮都抢不回来，明年还怎么活命？于是，我也不管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张口就分配男劳力去抢收田间的白菜萝卜，让社员们至少还能有下窖的菜过冬；安排女劳力先去把苞米（社员的主粮）割倒再说，等过几天再去扒。因为眼下马上扒苞米，一双手根本受不了覆带在苞米上的厚雪刺痛。奇怪的是，当时在场的社员对我的“吆五喝六”，却没有任何异议，一个个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了。以后想起来，或许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时势使然”。在雪灾造成的烂摊子面前，无人肯担当，这倒使我这个本来最不起眼的队干部“脱颖而出”，似乎就“自动”当上了队长。社员们理解我、体谅我，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带领着稀稀拉拉的20多名社员，锲而不舍地抢收地里的庄稼。真是“患难见真情”，他们与我同甘共苦不离不弃，让我浑身上下充满了“田横五百士”的悲壮感。这也促使我在以后撰写的《中国当代农村阶级分析》一文中认定：这些社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农”，因为他们希望依靠集体经济来致富；这和那些热衷于凭借单干而发家的“资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有着霄壤之别。此外，我还把那些集体经济形势好时出工积极、集体经济形势不好时转身单干的社员，称之为“中农”；提出要搞好生产队，必须“依靠社农，团结中农，孤立资农”的“对策思路”。尽管我当时的这种想法，纯属错误的极左思维，但时至今日，我仍对那些“社农”感恩不尽，因为他们在功利无着时，依然在勉力支撑着集体经济。事实上，从老天爷嘴里“夺食”，也意味着挽救别人的来年生计。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至少在道德上做到了悲天悯人，问心无愧。也许只有在他们身上，我才能领略到一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当时的劳作，真正称得上“艰难竭蹶”。今天的小青年，恐怕连想也想不到。在此仅举几例说明：

忘不了扒苞米时，由于苞米带雪夹冰，人们即便戴上狗皮套袖，也冻得伸不开手。于是，我们将第一堆苞米扒完以后，立即将苞米杆点燃，借火取暖，接着扒第二堆苞米，循环往复如此。只见风助火势，扒完的苞米杆火焰冲天，噼啪作响。一时间，口鼻呼出的寒气、火焰卷带的热气、惊惧冒汗的臭气混成一团。我们似乎变成了在冰天雪地里抢食的野兽，同时也体味了劳动的艰辛和伟大。

忘不了割黄豆时，我们将割倒的黄豆棵归拢，但将其拉回去打场，却成了“难于上青天”的活计。东北老话说：“三九、四九，打马不走”，意谓这样的冰天雪地，即使连平时吃苦耐劳的牛马都忍受不了，因而拒绝干活。当时的天气虽然还尚未到这个节气，但因厚雪覆盖田垅，雪下结冰，冰下积水。牛马拉车进地，踩塌冰雪，如刀似的冰碴子便无情地割破其腿脚，鲜血淋漓；伤痕累累的腿脚再陷在冰水中浸泡，这种切肤之痛，连牲口都拒绝再踏入田垅一步。车老板用皮鞭伺候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采取“用人探路”的方式：社员先于牲口踏入田垅，硬生生踩出一条通路，然后让牛马进来“拉地”。这样一来，遭洋罪的变成了人。我记得自己的套鞋，几天便被冰碴子割破。成天把双脚洇在冰凉潮湿的鞋子里，那滋味实在是不好受。但是，我们不能歇脚，还得继续为牲口“趟路”。好在当时天气尚未“入九”，要不把脚和鞋冻为一体，那我们都有可能冻伤冻残。

忘不了庄稼从大田拉回来以后，由于“打场”的人实在太少，我们只能不分昼夜地“连轴转”。除了吃饭，“打场”者呆在生产队部，只留少数社员在场院指挥牲口拉碾子。“打场”的一般程序是：人们将庄稼分数处呈圆形铺于场院，由牛、马拉碾子转圈碾庄稼；打场者1小时一次，用木杈来“抖落”打下的粮食，并将庄稼“翻身”，让碾子压其另一面；再1小时一次，我们来归拢打好的粮食，同时收拾庄稼秸杆，并铺上下一回待碾的庄稼。白天还好，到了晚上，令人难熬的时刻就到了。尽管屋外滴水成冰，寒风刺骨，我们还得1小时一次到屋外“上场”，而且整夜不能睡囫囵觉，只能在生产队部的炕上打个盹。半夜饥肠辘辘时，我们会饥不择食地就着炕洞火焙土豆、烤苞米、烧黄豆，吃得满嘴黢黑。都说北大荒的农民冬天是不干活而“猫冬”的，但就我的亲身经历看，生产队每年完成打场、送粮（把征购粮送交公社粮库）任务，都差不多到一月底了，“猫冬”不过是大年跟前的事儿了。

这就样，我们生产队从1972年10月直至1973年1月底，在老天爷造成的大灾面前，靠着少数社员前所未有的艰苦付出，才勉强完成了这一年的生产任务。我在其中，算得上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确实经受了苦难的历练。但所谓成绩，不过是勉强抢回了社员的来年口粮，其余的都只能以惨败来定论。

2001年胡建出访欧洲摄于法国巴黎圣母院（后门）

二、几件终身难忘的事

我现在回想起1972年冬天，还有这么几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其一，逼出来的“包产到户”。由于劳动条件实在艰苦，出工的劳力实在大少，任我们怎么拳打脚踢，也抢不回全队数百人的口粮。在一次田间休息时，我问社员：可还有更好的办法？有人出主意说：任何人想活命，都必须吃粮食，我们把每个人的口粮田承包给个人，并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活命粮自己去挣，谁不完成承包任务，生产队就不给谁分口粮；这样一来，就能逼得人人出工。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包产到户”主张，但我听闻却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我担心“包产到户”，会使个人或农户多吃多占集体的便宜。社员们打消我的顾虑说：不会的，个人只是收割粮食，但要把粮食运回来、打出来，还要借助生产队的牛马车和场院，我们把这两关看好，个人就占不了集体的便宜；退一万步说，即使便宜被个人占去了，也比粮食烂在地里强。我权衡再三，就同意采用了这个做法。今天想来，可能我当时受了古书所谓“经权结合”思想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中国文化强调“经”。“经”是纲常，是原则，是不能轻易动摇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不呆板，当事情发展到无路可走时，就反过来强调“权”（权变）。例如，数千年前的《周易》就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人或许正是依靠“经权结合”，才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包田到户”的措施果然立竿见影。当社员们明白“活命的口粮只能依靠自己”的“游戏规则”已定时，尽管没有人组织，而且天气状况更恶劣于以往，也人人出工，个个尽力，下死命地从老天的虎口里夺粮。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队里70多岁的“老罗头”凄凉悲怆地问我：“胡建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靠自己去冰天雪地里抢口粮吗？”我很同情他，但又无可奈何，狠狠心回答：“我找不到愿为你抢口粮的人，你如果自己能找到人最好，要不就让你的孙子罗成来帮你抢收口粮，”老罗头孤独无助地走了。不几天，我就听说老罗头“走了”，原因是他孙子不肯帮他收割来年赖以为生的口粮。老罗头的儿辈死得早，他和孙子住在一起。平时，孙子一家已认为他是多余的“累赘”，现在冰天雪地里还要帮他抢收口粮，老大的不愿意。双方言语不和，激烈争执，互不相让，最后竟逼得弱势老人横下一条心，凄惶走上了黄泉路。

时至今日，我回想起来仍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试想，在劳动不挣钱的定局中，谁愿意冒着天寒地冻的折磨，为一个非亲非故的老头抢口粮？连老罗头的孙子都拒绝此事，便是证明。那么，我能不能学雷锋而帮老罗头的忙呢？也不能。且不说我自己的口粮也要靠自己抢，此外，生产队的担子还要靠我来挑。我又没有三头六臂，难道我能不管生产队而只管老罗头一个人吗？是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但老罗头的生命，成了我推行“包产到户”的代价，这未免实在是太沉重了——至今回想起来，我的良心仍不得安宁。

1998年胡建于复旦大学获颁哲学博士学位后，摄于上海外滩

其二，我给社员分口粮。大田粮食抢回生产队场院后，我们一方面组织打场，一方面将打下的粮食分给各家各户作为明年的口粮。大约社员们觉得知青比较公道，所以让我在分口粮时“把称”。然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对人也有好恶之感，因此分口粮时免不了夹杂了自己的感情。当口粮分到在冰天雪地中出集体工的社员家时，我会把称杆翘得高高的，近200斤一筐的粮食，一次就能多出个十来斤。我心中的想法是：粮食本来就是他们抢回来的，现在工分不值钱，多分点粮食给他们，多少对他们的付出有点回报。反正称高点，也没违反粮食政策。当口粮分到那些不愿出集体工的家庭时，我就把称压得平平的。我心里想：你们不愿意为生产队出力，生产队大田里长的粮食，你也别想多得。反正我把称压平，也等于把你们该得的给你们了，并没有克扣你们的口粮。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全队社员都已陷入哀鸿遍野的困境中，我不是考虑如何有利于他们渡过荒年，还在斤斤计较干集体对还是搞单干对，这种“从原则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思维模式，其实是极其愚蠢的。恩格斯早就在《反杜林论》中就对此进行过透彻批判：“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4 页]对比当年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造成的天灾人祸面前，思维早已深入到“集体干不好，社员生活怎么办”的层次；我和他们的差距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2009年胡建和当年的“插友”在下乡40周年重返富锦市兴隆乡东升村合影

其三，如何对待社员单干。生产队的打场任务快结束时，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来了。工作队的本意，是为了催促生产队多缴、早缴公粮。但由于东升三队遭遇特大雪灾，这一任务早已无法完成，他们便把重心放在“教育”上。我永远忘不了那晚惊心动魄的全队大会，由公社干部“高大吵吵”（我至今也不知其名，只记得社员们给他起的这个外号）主持的。

“高大吵吵”在讲了一通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后，承认东升三队遭了雪灾，今年的征购粮任务无法完成；然后又通情达理地说了些雪中抢粮，不免艰苦的实话。我本以为他接着要对雪中抢粮的社员进行表扬，殊不料他话锋一转，大意是：雪中抢粮虽然艰苦，但比得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吗？红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优势敌人的包围中，每天只靠两只脚行军、打仗，死伤无数，胜利到达陕北时已所剩不多。说到这里，他突然声色俱厉地对“撂挑子”的原队长喝问道：“由义功，你说说，红军死了多少？伤了多少？还剩多少？”我不得不佩服“高大吵吵’的农村工作水平：他如果直接对由义功发难“你为什么撂挑子？”对方一定会拿出自己的理由回答。万一对方言之有理，“高大吵吵”反而下不了台。现在“高大吵吵”先在气势上压倒由义功，接着，由义功肯定因回答不出“长征问题”而瞠目结舌。这样一来，“高大吵吵”不仅占了上风，而且对全场起到了震撼作用。接着，“高大吵吵”顺理成章地把由义功和其余“撂挑子”的干部批评个遍。“高大吵吵”越批评，我心里越不是滋味。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我这个“未撂挑子”的干部，无形中成为大多数干部的“反衬物”，这是很容易得罪人的。我希望“高大吵吵”千万不要记得我。殊不知，“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大吵吵”突然问我：“胡建！你知不知道你们队的卢某某他们，已经在黑鱼泡搞了一个月的单干，打了上万斤鱼？”我对此事还真不知道，于是如实回答：“我不知道这事。”“高大吵吵”接着说：“搞集体还是搞单干，这是干社会主义还是干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单干的路不堵死，集体经济是搞不好的！我听说你们队今年遭雪灾，白菜、萝卜都冻了，味道贼难吃，不如生产队立刻出车去把单干户的鱼拉回来，分给社员当菜吃。”我尽管一向反对单干，但这次出车拉鱼非同小可，涉及大的利益肯定分外眼红，于是灵机一动说：“卢某某他们很凶的，高主任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去，这样才能够镇住他们？”“高大吵吵”敢做敢当，当即答应。于是，我们连夜出动四辆牛、马车赶到泡子边，搞单干的社员见有“高大吵吵”压阵，不敢露面；我们嘁哩喀嚓就把撂在泡子边的上万斤鱼拉了回来，分给各家各户。那几天，家家都飘出了扑鼻的鱼香味。

若从今天的视角反思：农民们在集体经济受挫以后，依靠自己的“单干”度荒，不仅使自己不致成为集体和他人的负担，还为别的社员做出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度荒“样本”，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与此相对应，生产队无偿没收他们的劳动所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大错特错了。但从另一种角度解读，当社员的口粮尚在地里未拉回来，事涉来年人们的生存问题时，单干户对此置若罔闻而专注个人功利，至少在人性上就出了问题。因为说破大天来，人的生命权是第一位的。在这个意义上，生产队阻遏其单干行为，也是不能全盘否定的。这犹如当年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关系：在正常年景下，杨白劳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但当荒年来临，杨白劳如还债就无以为生时，黄世仁还穷追不舍就犹如剥夺杨白劳的生存权。在这种境遇中，杨白劳拒不还钱反而成了天经地义。总之，这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该怎么看，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综上所述，我在1972年的冬天，作为一名普通的下乡知青，确实为生产队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同时也在这过程中，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甚至使自己的农村工作水平，更上了一层楼。但社会评价一件事的价值，是不会仅仅立足于纯主观的论域的，它更重视客观世界的实际效果。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 页]依据马克思的见解，我不得不承认：我改造生产队的实践成效，实在是不敢恭维。此后的事实是：1973年我任生产队副队长兼会计；1974年，我任东升大队副大队长。但直到我1974年10月离开农村去上大学，东升大队仍未脱离“靠天吃饭”的困境，粮食产量也没有质的提升，更毋论社员生活脱贫致富了。

至今，当地村民们仍记得我当年“教夜校”、“胡建豆”等事情（详见袁敏刊于《收获》杂志的《兴隆公社》专栏《乡村教师》一文），那是乡亲们对我的深情厚谊。就我而言，到东升三队六个年头，并没有给老乡们的生活带来质的提升，“念之私自愧，终身不能忘”。这也反向说明了：国家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改造农村面貌并没有起根本性的作用；反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反哺农村，逐步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才真正对解决“三农”问题，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据此，我衷心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实质性好处，以弥补我当年作为知识青年而“愧对江东父老’的缺憾。

2019年胡建于当年东升大队老知青参加下乡50周年联欢活动时合影（后排右3）

附件1：诗词作品《水龙吟·临别赠友①》

成文于1973年8月

甸边风云初聚，万里江天一挥间。东山初阳，西江寒月，别意绵绵。南望逝鸿，北向冰川，常慕飞雁。

算征程万里，人生本是，共宏图，何相恋？有祖生②为楷，奋击楫长留肝胆。五载销磨，而今试看，岂复旧颜？马列遗志，天下重任，争赴艰险。待他年重整乾坤事了，再续相见。

注：①1973年8月，兴隆公社一批知青经推荐加考试，即将成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和中专。特别是两年来我已十分熟悉并志同道合的东风二队插友刘亭、傅建中、陈同海、郭小牛等，都将不日离开北大荒，但我还得继续留在东升大队“改造农村面貌”。临别有感，遂赋此词，以为共勉。

②“祖生”指东晋名将祖逖。他曾率部横渡长江时击楫中流，誓复中原。祖逖所部纪律严明，得到沿途各地人民拥护，曾收复黄河以南地区。由于东晋内部纷争内乱，他大功未成，忧愤而死。后世诗文常用此典，称祖逖为祖生。

2024年胡建与爱人孙凤兰于浙江省湖州市太湖边的合影

附件2：胡建简历

胡建，男，1950年2月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杭州第四中学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赴黑龙江省富锦县兴隆公社东升大队插队。1977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被评为教授。胡建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价值哲学学会理事。2015年，胡建被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研究分会聘为副会长兼《浙南火炬》杂志主编；2019年，胡建被浙江省委党校任命为“浙南革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胡建曾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45篇被“人民大学复资料复印”、“新华文摘论点摘编”转载；曾出版《启蒙的价值目标与人类解放》《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浙南（永乐）抗日游击根据地史》《李大钊箴言录》等专著13本；曾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7项；主持完成国家、省重点课题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