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信息的生产到消费，是信息经济的顺向发展；但如果是从消费到生产，则是发展过程的“反弹琵琶”。……由消费回过身来“倒打”，从应用入手，推进服务模式的创新，不失为一种切实而明智的策略。

“乱弹”，泛指清代康熙末年到道光末年的一百多年间新兴的地方声腔剧种。譬如浙江，习称戏曲腔调“二凡”、“三五七”为乱弹，并将其在各地衍变的地方戏曲叫做“绍兴乱弹”、“黄岩乱弹”等。但顾名思义，“乱弹”总有点旁门左道、不够正宗的意思。后来再去网上看看，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昆曲的严格规范，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遂将昆山腔以外的各种戏曲声腔，诸如秦腔、梆子腔、二簧调等，统称为“乱弹”。

笔者对信息经济的体悟，可谓地道的“乱弹”。和专家们的解读，那是根本不能作比的，只能视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恍然记得电子信息技术作为新经济的主体，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令美国的经济飞黄腾达，克林顿政府如日中天。但曾几何时，迅速膨胀的泡沫破灭，又让新经济很快归于沉寂。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出闹剧出演，短暂的辉煌不过像过眼的烟云，昙花一现而已。

其实，那不过是一次新事物发展过程中小小的调整而已，再正常不过了。信息经济发展的无限空间，终究要被人们认知和信服，这是规律使然，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扯一句似乎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话。列宁同志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看，难道这不是唯心主义吗？不是！因为“革命的理论”并非来自某位先知的灵感，而是对斗争实践的科学总结。但它一旦形成，对不起了，反而是由它在引领实践，造就“革命的运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对信息本身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所有人类的活动，一方面体现为对外部世界所进行的“物化”的改变，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对内心世界所进行的“人化”的改变。人类的发展，不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得到的那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迁，还同时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大脑认知到的那些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变迁。人类的文明，将这两种变迁“一网打尽”。大文化不但包括了精神文明，同样也涵盖了物质文明。

所谓信息，不过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种不可捉摸的认知，在人类发明了文字、声音、图像和其他媒介以后，转化成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明确表达。不久前我曾谈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联系和区别，信息经济总体上应当归为虚拟经济。我们常说信息经济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类似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谓信息经济是以信息的生产、传播、分享和消费为主体的经济。但这种虚拟，无非是实体的映像而已，它离不开实体经济，但同时又相对独立地存在。

信息经济主要包括四大块内容：基础性的当然是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没有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就没有对信息的供给；没有对信息的消费，也就没有对信息的生产。这一生产过程，涵盖了信息的记录、储存、检索、加工、扩散和销毁，等等。每一环节，都内在地产生相应的成本和收益，因而构成经济的内涵。但是，没有必要的设施和技术的支撑，信息的供求产销，都无从谈起。所以，完整的信息经济必然有包括网络（通道和枢纽）在内的基础设施，也会有信息技术和相应的设备和产品。设施的建设和使用，产品的制造和销售，都会产生投资和费用，也会带来盈利和亏损，因而也构成了经济的内涵。

浙江优先发展信息经济，主要基于对浙江资源禀赋的清醒认知。浙江地域狭小、自然性物质资源短缺，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过往发展制造经济等成绩卓著，但各方面的要素制约已近极限。下一步浙江经济的成长空间，只能由低到高，经实向虚，挖掘管理和人才的资源，将更多的“四肢经济”转化为“头脑经济”。而在“头脑经济”中，信息经济则是首选和主导。

信息经济其实不仅仅是围绕信息本身而生发的经济活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则更多地表现为以信息化渗透和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大规模、高效率的机器大工业，不但是制造技术信息的复制扩散和实体转化的结果，其本身的高级化，必将是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诸如计算机辅助设计、数控加工中心、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当人口和产业高密度地集聚于某一特定的狭小地理空间时，我们把这一空间叫做城市，而对这一高度精密有机体的有效管理，则催生了“智慧城市”的理念和实践。至于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种价格引导生产的经济形式；价格是什么？无非是商品和服务根据供求关系而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货币化的信息而已。

从信息的生产到消费，是信息经济的顺向发展；但如果是从消费到生产，则是发展过程的“反弹琵琶”。浙江似乎很难在信息的硬件生产上拔得头筹了，但浙江的人均信息消费却雄踞全国各省区之首。由消费回过身来“倒打”，从应用入手，推进服务模式的创新，不失为一种切实而明智的策略。就像马云自称对信息技术和制造“一窍不通”，但不影响他成就了中国电子商务的“number  one”，并进一步在组建覆盖全国的“菜鸟”物流基干网，大规模地进军互联网金融和教育。

（成稿于2013年8月28日，曾刊发于2013年第17期《浙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