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作为改革“真理”的“顶层设计”，也只能从实践中来。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刚刚履新的习近平总书记出京考察的第一地，就精心选择奔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和广东。途中宣示的第一主题，就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两个“关键一招”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几乎提升到了党和国家生命线的高度，他还强调了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几天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了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这和近期许多专家的建议是吻合的。他们一再申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式的零敲碎打，已经时过境迁。改革触及到了最深层次的矛盾，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摆脱“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被动局面，非有一个缜密系统的“顶层设计”不可，也即只有高屋建瓴，方能势如破竹。

这个意见很正确，正因为如此，新的党中央领导层特意强调了“顶层设计”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深究一句，顶层设计又是从何而来？归根结底还是要问计于群众，求教于实践。

顶层设计主要解决的是战略性的大方向、大框架、大路径和大步骤问题，但这些所谓深思熟虑的“大”，恰恰离不开“点上突破”的“小”。譬如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的大包干，后来正式的叫法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顶层设计是什么呢？一是要搞市场化，让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化。种什么？种多少？卖多少？卖什么价？都不再由计划决定，而是让农户根据市场供求来决定。二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体制要改，不搞人民公社、大队、小队的那一套组织了，农户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经营主体，村和乡镇是自治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层级。三是以点带面，逐步推开。首先是各地党委和政府思想要通，通过整党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的认识统一问题。所有这些所谓的“顶层设计”，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于中农办对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实践经验的总结，来自于小平同志对于这一总结的肯定和支持。没有“点上的实践”，所谓“面上的顶层设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能写起来恣肆汪洋，读起来琅琅上口，但做起来却往往不管用，缺乏可操作性，最后不得不束之高阁、付之阙如。

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实践出真知”的话，还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关键不在于个案实践的生动和精彩，而在于这种个案实践中所体现、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否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若不是，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事实而已，过去也就过去了，顶多写入文人墨客专门“志异”的笔记，聊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若是，那领导人就会注意了，是否要做“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制作”、总结提炼，从而上升到理论和方法以及制度的层面，并以此推动发展和改革“螺旋式上升”到更高一个层次的新实践。这个道理，就好比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一样。

对此，领导人似乎很清醒。譬如南方谈话就提及“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又譬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再譬如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又专门阐述：“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究其实，中国30多年的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影响中央”。领导人同样是人不是神，英明的领导人就英明在他的不拘一格、广开言路上，就英明在他的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上。中国的改革是到了需要“顶层设计”的时候了，但真正高明的“顶层设计”，不是少数人在象牙塔中的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也不是个别人在大庭广众的振臂一挥，应者云集。而是像当年中农办的那一批“明白人”那样，走到群众当中，倾听基层的呼声，反映百姓的诉求，考察实践的案例，然后开放式地讨论，甚至面对面地争论，最后才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总体设计。这一点，恰如李克强在主持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所言：“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改革也不能只讲大道理，要弄清楚群众真正希望改什么、怎么改”。

实践真知形成的“顶层设计”，才是我们新一轮改革成功的最大指望！

  （成稿于2013年1月5日，刊发于《浙江经济》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