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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稳增长的“大道至简”

【摘要】“按我指的道路走,中国经济繁荣可期。否则,我只能提醒大家,提前兑换一点美元吧!”——我曾在一次张五常先生的讲座上得遇谢老师,并有所交流。他的举止谈吐,绝非文章中的这般牛气冲天。但在学术上能自信到这个份上,“我也是醉了”……


记得去年9月5日,我曾划拉过一篇《高度关注稳增长》的时评,一反常态地呼吁:“对当前我国GDP的走势需要给予密切关注,并将其上升到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重视。”

兴奋点之所以转移,同时还把话说得这么重,则是来自于“两个要差”的观察:一是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比官方统计数据反映的 “要差”;二是今后经济运行的走势,比现实运行的 “要差”。把上述的两块水分一挤出,恰如周其仁先生常用的一个词——“水落石出”,当前和未来的我国经济,实在就配得上“堪忧”两个字了。

经济是庞大的上层建筑赖以“耸立于其上”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前30年推行的“第二次革命”之“合法性”,主要还在于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给亿万苍生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如果这种经济上的收效,还能顺理成章地推及社会和政治,那将是臻于至善的结局。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起码经济上的获益亦不至于消减。否则的话,人心就有可能涣散,暗流就有可能涌动,风险也就有可能加剧。

过年散淡无事,在微信上读到了谢作诗教授重发的大作:《中国经济的唯一可行道路》。文章一开始,劈头就来了一句不是按语的按语:“这是一篇写于2015年7月的文章,今天政策制定者会同意我吗?”然后信誓旦旦:“多次谈论中国经济,现再谈一次,在危机爆发或者经济走向繁荣之前不会再谈了。”

题目取得大,开口就是“中国经济”;定位置取得高,闭口又是“可行道路”;再加上一个“唯一”的判词,简直就有如当年的“科学发展观”,几乎把经济发展的真理都给穷尽了——如此雄文,又焉能不加以拜读!

全文展开的内容,倒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核心关注点,谢老师从宏微观两个层面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前者宏观上是说“我们生产,西方消费”的旧有“均衡增长”格局、因国际金融危机打破后,我们就得靠提振国内消费去弥补需求缺口、从而避免产能过剩了。但很可悲哀的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收入特别是预期的劳动收入,因为生产滑坡不可避免地将要相应下降之时,流失的国外消费需求(去年我国出口是负增长),是无法用常态性增长的国内需求来加以平衡的。这正是造成我国这两年产能过剩陡然加剧、企业“哀鸿遍野”的最重要原因。

国外的需求是咱管不到、说了也不算的。那就好好地拉动国内的消费呗!但“一碗凉水看到底”,消费源头的收入活水从哪来,还得从“劳动收入”之外的“资产收入”中来。对于哪些才是靠谱的“资产收入”,谢老师大约早就对中国的股市不抱希望,单说了一个土地的事。“这就要求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老百姓”。他以研究经济学史的大家口吻言之凿凿:“经验上,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生产要素是公有的,然而老百姓收入是高的、消费是旺盛的。”

后者微观上是说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卖价下滑的两头挤压,效益快速流失,生存艰难,度日如年。企业为了消化成本压力,不得已只能向外转移。转移的结果,是发展壮大竞争的对手,令自己更加四面楚歌、草木皆兵。

企业应对市场竞争压力的这种梯度转移,也是咱管不到、说了也不算的。那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降成本”,又是提及了哪些组成呢?一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 “企业税费负担”,三是“社会保险费”,四是“企业财务成本”,五是“电力价格”,六是“物流成本”。很显然,这些可降的成本都与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国企有关。会议精神特意使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样的表述,可见也是对成本的源头究竟何在是“心知肚明”的。

谢老师文中强调的降成本指向,和上述精神并无大的不同,一是教育卫生之类的“官办”事业,二是和前者类似的公务员等、都需税收负担的“财政供养人员”,三是政府的税负(譬如房价中65%以上是土地和税费,而这些都是让政府拿走的),还有的就是靠行政垄断“活命”、白白增加全社会企业负担的国企(譬如国际油价从140多美元跌倒现在的30多美元,国内汽柴油价格仅下跌30%,是美国的2倍多,“三桶油”的日子好过得很)。

问题的铺陈和对象的罗列尽管相近,但化解的出路却大相径庭。谢老师是坚定主张“私有化”的,从教育卫生等国有事业到国有企业,再到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他看来,没有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化”,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资产收入就无从有效增加,所谓的扩大国内消费也就是缘木求鱼。而政府背景的企事业不“私有化”,不“裁官、裁公务员”,整个企业的成本就无从切实降低,所谓的修复企业活力也就是水中捞月。

是不是叫作“私有化”可以另行讨论,但明晰产权并促其流动生财,却是万古不易的道理。既然国家已经有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从而得使数亿城市居民“广厦万间(财产性收入显著增加)”的成功经验,那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从而得使数亿农民转化为安居乐业的市民,又何愁不能“如法炮制”呢?其实,不必去触及什么敏感的意识形态壁垒,只要懂得一丁点儿小平同志推动“第二次土改”的真谛,四平八稳的“阳关道”都是有的。如此这般,再出现“活人让尿憋死”的困局,真是有点儿近于“迂腐”了。

至于帮助企业降成本,我历来的看法,也是一切从“精兵简政”开始。没有“裁官裁员”的实际行动,说多少政府自身改革如何的话,都是不名一文的空谈。这十多年来在市场化改革上的一个最大停滞甚至是倒退,就是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和官员队伍的剧烈膨胀。经济好的时候,财政收入20%以上的增长,那是“咋干咋有理”,再铺张再浪费也不过小菜一碟、并不在话下。但经济下来了,财政收支捉襟见肘、寅吃卯粮,还维持那个“盛世的架子”不倒,又怎么能撑得下去呢?

记得从前年开始,我就反复宣传改革和发展的各两件事。进一步论及改革,则是农村产权(主要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精兵简政)这两件事(发展则是信息经济和生态经济两件事)。别的改革举措固然也属重要,但唯有这两件,能最好兼顾稳增长、激活力和惠民生这三个方面,是相比之下的“合宜之策”。稳增长的“大道至简”,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竟然也能和谢老师的宏论攀援比附一把了。

“按我指的道路走,中国经济繁荣可期。否则,我只能提醒大家,提前兑换一点美元吧!”——我曾在一次张五常先生的讲座上得遇谢老师,并有所交流。他的举止谈吐,绝非文章中的这般牛气冲天。但在学术上能自信到这个份上,“我也是醉了”……

(成文于2016年2月12日,刊发于《发展规划研究》2016年第3期)

背景文章:http://xiezuoshi.baijia.baidu.com/article/10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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