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何谓分享经济？正在需要“洗脑”之时，读到了虞仲轶的《共享经济将会如何在中国发展？》。他在文中特别说明：“‘共享经济’（有时也被称为‘分享经济’）”。既然权威的提法已然出笼，我们不妨对此就“唯上”一回算了。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似不经意地提及了一个新名词：分享经济。原文现照录如下：“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何谓分享经济？正在需要“洗脑”之时，读到了虞仲轶的《共享经济将会如何在中国发展？》。他在文中特别说明：“‘共享经济’（有时也被称为‘分享经济’）”。既然权威的提法已然出笼，我们不妨对此就“唯上”一回算了。究其实，称谓“不同”无非是论者的侧重点和出发点略有落差。“人人可参与”或有起点、终点之分，供给、消费之别，但就像当年宣传“为人民服务”一样，“我为人人”的起点参与，难道最后不也是一个“人人为我”的终点参与吗？无论是从总体出发，还是从个体出发，只要是权力和义务相对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皆大欢喜。

虞文以详实的数据，展示了分享经济迅猛发展的态势和前景，读来实在让人怦然心动。但他论述的重点，却是落在了分析国内环境对发展分享经济的现实制约，以及如何想方设法加以突破上。问题他解读了三条：一是起步较晚（这本不是问题），二是信用缺失；三是人文影响。发展的趋势亦预测了七条：一是B2C和C2C的混和模式；二是充分利用认知盈余的红利；三是推动“本地”概念的共享生活服务；四是拓展“移动性”的想象空间；五是产销合一引领能源生产与消费变革；六是构建信用体系与信用资产；七是促进传统企业拥抱分享经济。因为虞文是《共享经济大趋势》一书的浓缩版，因而作为读者来说，不妨更多地是从趋势分析的种种表述，去”读懂”作者用心良苦的对策建议。

但是，我关心的倒不在于分享经济如何已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以及投身分享经济中的企业应当如何去做。那些我想都属于市场“自组织”和企业“内生”的事情，多半是用不着政府多操心的。政府要关注的，应当是自己如何顺势应时，及时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以便于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办顺、办成、办好。

首先，我想是推动有关领域的体制改革，放活市场。记得2014年全国人代会期间我曾撰文，认为 “中国的打车难早就存在，这却是‘既得利益集团’刻意垄断市场造成的。无论消费者如何抱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何呼吁，甚至是高层领导多次批示，但有关部门和‘抽头公司’就是在那里装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俺的奶酪’谁都别想触动。”交通部对专车的态度，就是鲜明的一例。没有办法扶植新生事物在“法治内”健康成长，却很有本事“掐死”体制外新生事物的“幼芽”。都说是不合条法，那可以“修履适足”啊，但偏偏是“活人让尿憋死”，硬要来个“削足适履”，真真叫人哭笑不得！

其次，我想是推动全社会信用建设，惩戒失信。早在本世纪初，我就曾因参与全省信用体系的建设，痛感部门分割、数据封锁的弊端。直到今天，部门协调和信息公开还是一大难题。相关数据采集、互联共享、隐私安全、应用保障等，都还是支离破碎、尚无定制。法制既付阙如，又遑论依法惩戒？于是坑蒙拐骗大行其道，昧心势利几成流行。工业经济尚不堪其扰，更何况服务经济更需信用支撑！所以我曾撰文特地论述，分享经济不但是赋能经济（将闲置使用权活权赋能）， 更是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信用经济。

最后，我想是培育好分享经济的平台企业，监管到位。分享经济萌生之前，其实构成为供给端的离散资源譬如私家车、私家住宅等，早已有之，而构成为需求端的动态、多样化的出行和租住需求，也是生生不已。那为什么分享经济并未形成呢？因为缺乏一个基于网络数据应用的平台企业，能即时高效地将这些纷繁多变的供需双方勾连起来，并撮合成交。结构决定功能，同样还是那些个资源和消费，但因类似Uber和Airbnb等平台介入的有机整合，特定功能的新经济形态应运而生。所以我曾撰文特地论述分享经济，不但是网络经济（以网络信息为牵引、为主导）， 更是基于互联网信用的平台经济。

此类平台公司一旦成型，往往借助于外部资源而风生水起，尾大不掉。考虑到地位突显、影响巨大，监管部门对其既要悉心培育，又要有效监管，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震动和消极影响。在分享经济异军突起的当下，监管制度的完善和到位，更应为监管当局审慎把握。

分享经济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政府除了呐喊造势之外，最切实的还是回归行政本位，健全有效的制度供给，实实在在将放活市场的改革、信用管理的惩戒，和平台公司的监管搞好。

（本文成稿于 2016年1月18日）

背景文章：http://opinion.caixin.com/2015-12-23/1008918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