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轮改革突破口还是首选新型城市化或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什么？因为这一突破口，可以最好地兼顾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人心凝聚。

        这篇文章的标题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在这里只不过是“重复”了王建先生两篇文章的旧题。一篇是他在国际金融危机刚爆发的2009年4月15日写的，题目叫《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另一篇是2015年2月15日写的，题目叫《再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2008年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大爆发，中国经济增速因为外需的陡然跌落而急速下滑，这也就是先生指出的所谓“低谷”。如何走出低谷？外需既然指望不上，也只能依靠内需了。两大内需中，先生开的方子是侧重拉动消费，最大的潜力在于城市化；决策者们开的方子是侧重拉动投资，最大的潜力则在于“铁公机（以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倏忽间7、8年就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增速由2007年二季度最高点的14.9%，一直滑落到今年一季度的7%，足足跌去了一半之多。就在这一时点，先生又提笔撰文，以“再论”重申其先前的观点，洋洋洒洒，全文达1.2万字之多。可惜的是，仍然没能引起高层的应有重视。进入7、8月间，经济运行中的坏消息不断传来，7%的“底线”也大有“失守”之虞。在这时重温其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实在是“当其时也”。

        长文的前两部分，由平减指数讲到经济增速，是“质疑”现有的运行数据，分析得十分专业，也很难让人辩驳。但这都不是本文的重点，也可以忽略不计。长文的第三部分是论述“走出宏观认识的误区”，主要是驳斥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在他看来，“持续的经济下行”并非正常，而是“在走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如果以“中速增长理论”自欺欺人，“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经济下行就不会停止，并迟早会走入危机。”

        在所有的这些铺陈完毕之后，他才切入“为什么只有城市化能够救中国？”的正题。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唯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过剩。”至于消费为何要用城市化来开启，理由便是城市化滞后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了消费”：一是“农民的务农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农民消费。”二是“农民在城市打工挣钱却不在城市消费，直接压低了消费率。”三是“农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会有一部分转化成社保储蓄起来，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最后，他描摹了一番可能出现的城市化图景，也提出了以政府负债推动农民转化和农民通过“置换”来自由选择进城的政策建议。

        其中有几个最为关键的数据是：“按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3.2公顷耕地面积计算，中国有3300万农业劳动力就够了”，“相应需要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总量就是8亿人。” 到那时，“农村人均所拥有的耕地资源将是目前的16倍”，相应人均务农纯收入“就是4.8万元”。“可以解放出2亿农村劳动力，中国就不会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20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 。“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

        哇噻，如此一来，我们不但可以避免所谓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更可以赢得20年的持续高增长；不但可以完成历史性的城乡结构大调整，同时还推进了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大调整，从而避免了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更可以赢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顺利实现。

        记得我在2013年1月9日的《新一轮改革的理论、方法和突破口》一文中，曾表达过我对新一轮改革突破口的思考：“还是首选新型城市化或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什么？因为这一突破口，可以最好地兼顾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人心凝聚。无论是激活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从而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无论是实实在在改善最需要雪中送炭的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还是从长远来看最终促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而真正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无论是从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还是补上社会保障的短板，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名至实归’，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都需要我们紧紧抓住实行工业化、市场化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同步完成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即新型城市化的历史性任务。”

        与之相关的改革，“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常住人口全覆盖的相关（公共管理）制度”。“这样一来，不但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搞活了，经济权益和其他权益增进了，一二三次产业进一步融合提升了，还同时带动了发展和改革，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府和市场、民生和公正、民主和法治、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等多方面的进展。什么内需不足、结构失调；什么弱质农业，‘三元四农（加农民工）’，什么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什么质效低下、就业压力，所有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都将因此而得到有效缓解。”

        无论发展还是改革，我们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看法，都是——“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成稿于2015年9月15日，曾刊于《中国城市化》2015年第9期）

背景文章:

王建：再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