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30多年前那场叹为观止、硕果累累的农村改革，眼下的现实确实是叫人失望了一些：农业生产终究还是“小农”当家，且农业劳动力严重老化；农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已大大超过国际市场平均水平；补贴数额令财政不堪重负，然多有流失；农民工2.6亿之多，市民化举步维艰；天量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及“临时夫妻”，凸显农村的凋敝和社会危机……

在FT中文网上看到“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源”一文，马上为文字和观点的“老辣”所吸引。一路畅读下去，回过头来再琢磨作者，竟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助理教授”——按照国内论资排辈的惯例，大约也就是三十多岁的后生吧！

作者的年岁大小，其实都无关紧要。真理既不一定在高官心中，也不一定在长者手里。关键是要看能否实事求是，能否自圆其说。路乾的文章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不显山不露水的，把该展示的都展示了，把该批评的都批评了，还从容不迫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诉求，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老辣”吧？

给他作评，再是这般的云山雾罩、闪烁其词，恐怕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路文的中心观点，是从显而易见但又莫名惊诧的“中国城乡差距”说起，然后将矛头直指农村工作中的计划经济思维，特别是在农地问题上的计划经济弊端。从“严格的土（农）地用途管制制度（这点留有歧义）”，到“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从“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到“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他都不露声色地进行旁敲侧击。最后那个貌似闲侃的结尾——一位老资格的乡镇书记，因为“政策制度”的了无实效而心灰意冷，终于对“十多年”来所谓的“一号文件”，失去了当初的敬畏和虔诚，“已经不再研究”——却让我们感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

的确如此，相对于30多年前那场叹为观止、硕果累累的农村改革，眼下的现实确实是叫人失望了一些：农业生产终究还是“小农”当家，且农业劳动力严重老化；农产品价格一路飙升，已大大超过国际市场平均水平；补贴数额令财政不堪重负，然多有流失；农民工2.6亿之多，市民化举步维艰；天量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及“临时夫妻”，凸显农村的凋敝和社会危机……

更要命的是，今后的“三农”工作向何处去？似乎仍然是一头雾水，不知所终。“文件”中满是“又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两全其美，但“文件”外却是越来越无解的问题叠加、矛盾累积，让人看不到希望。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就像路文所云：“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

所谓的道理，我想其实不过就是常识。当初下决心实行“大包干”，其实就是回归30多年前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也是回归当时农民思想认识的常态。集体经济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当然是。集体经济搞到头，就是人民公社、国有经济、全民经济、世界经济、人类大同，那个前景繁花似锦、妙不可言。但是，脱离了实际去狂飙突进，不断加码（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却成了坏事，闹得几亿人饿肚子不说，还死了不少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就是让“天线”接上“地气”。这其后才会发生亿万人参与其中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使中国一跃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解决当下“三农”问题的方略，以及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目标指向和实现路径，笔者过往已多有论及。单是有关“第三次土改”的文论，就多达三、四十篇。早在1998年被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长篇批示肯定的拙作中，已曾坚决认定：“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见“城市化：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点击城市化》P291）。”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将其写入中国的发展辞典，是执政党发展理论的一大进步。但很不幸，我们却因理论的不彻底、不自觉，在实践中发生了诸多“见物不见人、兴城不兴业、重形不重神”的偏差，走了一段弯路。及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任务，物本主义的城市化，才得以回归“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之正确轨道。

“人的城市化”的理念和目标都很好，但还要相应解决“桥和路”的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前几日我应邀去一个省级的户籍制度改革培训讲座，我开出的药方是“三必先”：“化人必先化利，化利必先化地，化地必先化制”。即第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或谓农民的转移转化，必先改变其原有的利益结构。连两千多年前司马迁都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有的政策不符合人们“合理趋利（合法获利）”的本质诉求，都是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

第二，“三农”最大的利害在哪里？当然是土地！国务院文件（2014[国发]25号）文绉绉讲的是”三权（权利、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两者均为“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财产权利”。其实想明白了，实质就是三块地：耕地+宅基地+村民人均共有一份的“集体建设用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土地这张“皮”，又哪来的“三权”这些“毛”呢？

第三，现实的农地不但有物质属性，还有制度属性。制度不变，你想要“动地”，那就是轻者违纪、犯错，重者违法、犯罪。“人随王法草随风”，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为圭臬的当下，变法也即改革才是“当务之急”。或试点先行，或法律授权，总之，在改革“欲行”而“未成”之间，总是要有力推改革的探索和担当才行，否则一味地等待观望，错过了那个最好的“窗口期”，或许也就剩“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哀叹了。

为了强调，不妨重复：第一，“化人必先化利，不化利无以化人”；第二，“化利必先化地，不化地无以化利”；第三，“化地必先化制，不化制无以化地”。

如此这般的直白和执拗，自叹远远不如路乾后生的“老辣”了……

（成文于2016年6月13日，刊于《中国城市化》2016年第7期）

背景文章：中国城乡差距的根源（路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