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我们能对怵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之缘由和应对，更多一些宏观的考量，并切实与具体的整治措施相结合并发挥统领的作用，那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总不至于“按下葫芦起了瓢”，老是在周而复始的无效循环中艰难跋涉而事倍功半。

打开微博，扑面而来的都是同一个“沉重的话题”：无处不在和变本加厉的环境污染。看天上，京津唐等地再现雾霾，北京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五环内首要污染物均为细颗粒物PM2.5，空气质量几达重度污染！看地下，我国约有64%城市地下水遭严重污染，33%受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仅有3%！

问题还不在于此。中科院最新研究报告称，最近京津冀强雾霾检出大量含氮有机颗粒物，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也是洛杉矶上世纪光化学烟雾主要成分之一，当时造成800余人丧生。而“山东等地企业将污水用高压水井压至地下致水污染”的消息备受关注，可时至今日仍不见监管部门的任何回音。

造成生态环境如今这种被动的局面，固然有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中央提出践行科学发展观包括党的十八大倡导建设“美丽中国”之后，这种解读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了。大家更加认可，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恶果。至于这种模式为什么在中央三申五令要求“加快转变”的情况下仍然收效甚微，则与形成和固化这种模式的指导思想及体制机制有关。对此，笔者比较宏观的思考主要有三：

一是事实上的“唯GDP论”依然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本没有错，但在多年的发展实践中，事实上已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为“唯GDP论”。GDP是上个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语），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指标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能够如此综合、如此全面地表达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但是，这个指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发展的解读，更多的是停留在“物”的层面上，社会、人文的发展很难表征，也无法对环境污染等负发展的因子进行必要的剔除。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才会以“车祸”为例，说明“唯此为大”的荒谬：只有车撞坏了，才能拉动汽车制造业的GDP；只有人撞伤了，才能拉动医疗服务业的GDP；甚至只有人惨死了，才能拉动殡葬服务业的GDP。一句话，好好的没啥事故，什么GDP都没有；反而是出了一起重大车祸，倒可以轻而易举地拉动十多个产业的GDP!

当然，这不过是极而言之的议论，大可不必以偏概全。但污染了环境可以无人问责却反而往往增加了当地GDP的“政绩”，的确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唯GDP论”得以盛行的一大动因。对此，解决的办法除一般的教育引导之外，唯有加强监督和惩罚一个死理。舆论监督、公众监督、执法监督，如此等等；和政绩考核挂钩，和行政问责挂钩，和执法处罚挂钩，如此等等。这就像对待犯罪行为，你不可能仅仅依靠善良的愿望加以杜绝；若没有最后的执法和刑罚底线，那这个社会还能有个好吗？

二是事实上的“无工不富论”依然盛行。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一定时期强调“无工不富”是完全正确的，毕竟工业是工业化的主体性内容。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的确就是上演了一部“无工不富”的活剧。 GDP总量“全球第二”的桂冠，正是基于“世界工厂”的血肉之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人均GDP水平的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也必须经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高级化方向转变。研发设计和品牌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并尽快从传统的制造业当中分离出来以提高它的专业化水准；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激活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要有一个大发展，并因此创造出更多的GDP产出。两个大发展的结果，是我们经济的基础——产业的发展出现两极化的变动趋势：一极是越来越高智能、高附加值，另外一极是越来越低物耗、低污染度。

我们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但我们现在必须意识到改弦更张、另辟蹊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石油和天然气人均资源拥有量不过世界平均水平十分之一（8.3%）和二十分之一（4.1%）的窘状，煤炭虽有44%的水平但碳排放早已连续五年高踞全球之首的困境，都确定无疑地表明，“世界工厂”的“顶戴花翎”，已是我国高度稀缺的人均资源和环境的“不能承受之重”！而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早已告诫我们，无法跟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以更高端产业的创新利润，对日益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加以消化的国家，必然会缓慢滑入“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的陷阱。

三是事实上的“小农生产论”依然盛行。就小农生产的本身来说，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倒是高度融合的。以至于以霍华德为代表的流派对传统城市化道路的反思，集中在对其“田园城市”的理念和构想上。人们大可以固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机器大工业的铁蹄还是无情地粉碎了小农的田园梦想。农业依然存在，但已然变身为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现代农业，只是在观光旅游和手工工艺的层面上，小农生产还会保留，但也已经悄然服务化了。在社会深度工业化以至于把农业现代化和制造业服务化作为其综合表征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再在这种大背景下保留分散小农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对经济发展现代化的一种“反动”。这时，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正解，只能是农村人口城市化这一铁律——大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城定居，并稳定地从事二三产业；剩下极少的农民，极大地提高了人均土地等劳动资料的拥有量，使得规模经济和产业化经营成为可能，并过上了不低于城市居民甚至高于他们的富裕生活。

不认清这一发展大势，总想在保留大量农民和众多村落的情况下去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即便是努力地保留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兼业”和“双栖”状态，在资源城乡低水平重复配置、低效能利用的同时，必定是环境由于生产的高度分散、细碎化带来的大面积污染和治理上的经济完全不可行。

保护生态环境，固然需要扎实、细密和严格的管理，但这世上的大道理，从来就是管着小道理的。如果我们能对怵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之缘由和应对，更多一些宏观的考量，并切实与具体的整治措施相结合并发挥统领的作用，那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总不至于“按下葫芦起了瓢”，老是在周而复始的无效循环中艰难跋涉而事倍功半。

成文于2013年2月17日，发表于《今日浙江》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