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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一轮的改革是要干什么?是要搞“民主化+法治化”的现代化治理。新一轮的创新是要干什么?是要搞“品质化+智能化”的现代化经济。

早就收藏了周其仁老师在华夏基石高峰论坛上的演讲辞,今日得空,仔细读了一遍,倍感耳聪目明、全身通透。网络标题党给此文起了个好名目:“周其仁:中国经济变化的脉络清晰”。我顺势就高骑驴,将我的感叹转化为评论的标题:“何等明晰的思维!”

对当下中国的经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不少真知灼见,也有不少似是而非。我比较看重的,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就像周老师的这篇文论,人家说客观过程脉络清晰,我说主观研判思维明晰。

在我来看,周的思维就是彻底的市场经济思维,核心的概念是成本。增长的高和低,竞争力的强和弱,无不围绕着成本展现。就连改革的成功,也是源自于消除体制的成本;而开放的红利,更是放大了低成本的优势。

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竞争经济,竞争力全来自于低成本、高收益。当年中国经济的起飞,从硬件的角度,就是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从软件的角度,则是体制机制改革降低的制度成本。今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从硬件的角度,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从软件的角度,则是推进体制机制和人文创新,提高的经济社会运行的总体效率。

按照这一思维,周老师在讲演中首先回顾了前3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起飞的动因和奥秘。从包产到户到小平南巡再到加入WTO,这三波大的改革开放,同时显著地解放了被计划经济僵化和封闭体制所人为压制的社会生产力。以2009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中国已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发展方式转型期。但我们觉悟不够、行动不力,等到坐吃山空的后果,已然显性化为不断的GDP增速下行后,我们终于承认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高增长不再,今后全要靠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了。

新一轮的改革是要干什么?是要搞“民主化+法治化”的现代化治理。简单重复上一轮改革的放开搞活行不行?不行!因为那样将导致无序竞争、天下大乱。再回到更早的集中指令行不行,更不行!因为那样将造成新的慵懒懈怠、死气沉沉。“民主化+法治化”是什么意思?一句是涉及市场主体自身利益的事情,要尽量调动分散主体内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另一句是,凡涉及主体间公共利益的事情,要尽量形成全社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局面。两者是不是两回事、两张皮?不是!法治化是个体民主博弈的结果,民主化是公共法治集中的基础。

新一轮的创新是要干什么?是要搞“品质化+智能化”的现代化经济。简单重复上一轮增长的大干快上行不行?不行!因为那样将导致低端锁定、生态恶化。再回到更早的集中指令行不行,更不行!因为那样将造成新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品质化+智能化”是什么意思?一句是涉及工艺和技术的事情,要尽量做到精益求精、极致制造。但是另一句是,凡涉及管理和业态的事情,要尽量推动互联网普遍而深度的应用来提升效能。两者是不是两回事、两张皮?不是!品质化是工艺技术创新的追求,智能化是管理和业态创新的手段。

改革的本质也是创新,无非是全面创新中的制度创新。这次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讲的就是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创新的概念还可以讲出很多来,包括党的十七大讲过的“管理创新”。但如果将种种创新高度抽象,无非是三大创新,一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可以归结为科技创新;二是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相联系的,可以归结为制度创新;三是和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及其思想、文化的改变相联系的,可以归结为人文创新。三大创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应“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并“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我们过去分析成本,总是偏重于“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但周老师强调的却是,“由政策、法律等体制规定的成本”,“不完全是企业自愿付钱形成的成本”,也即“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最坚硬”。究其实,市场成本靠市场竞争规律的自发作用,会自动地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最终形成平均成本。但体制成本则不然,总是高于或畸高于实际成本,造成全社会的效益流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市场规律的“英雄”,在此 “无用武之地”。要有效降低体制成本,唯有改革。然而改革的大方向,又是在“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或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至于产业和经济发展本身,他指明了“两个突围方向: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前者是毛巾拧出水来,尽一切可能降低市场成本和制度成本。后者是水涨船高,以你产品和服务更高的品质和效用,来把你的“成本曲线移到新的空间去”,尽一切可能消化原有成本对你利润的挤压。但“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搏击市场经济靠的,就是从上述两个方向努力所获取的成本竞争力——仅此而已,岂有他哉——这又是何等明晰的思维!

 (成稿于2015年11月15日,刊发于《发展规划研究》2015年第11期)

 

 

背景文章:

周其仁:中国经济变化的脉络清晰,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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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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