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要是和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只要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只要是以土地财产的活化来支持的农村人口的转移转化，我看都是健康的城市化。

高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

当然有必然联系

 

读到安邦咨询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高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并无必然联系》的。认真读了几遍，总是觉得不甚了然。文中列出类似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经济并不算发达但城市化率很高。或许有这样的案例，但反过来并没有事实支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很低。

 

或许应当这样理解：在正常状态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必然相应提高。衡量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最硬的两个结构性指标，一是产业结构的三次产业比例，是一二三、二三一，还是三二一？二是人口结构的城市化率，是三七开、五五开还是倒三七？一般来说，如果进入到现代化国家的行列，除了人均GDP要达到一定标准以外（好比说1.2万美金），还是要看上述两个指标，且总要在75%以上。

 

或许也可以查找一下相关数据举例说明，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同，或会表现出一定的扭曲，但这并不能成为高城市化率和经济发达没有必然联系的佐证。就拿中国的城市化率来说吧，一国之内，唯一的官方统计部门，甚至还要整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两个口径，就足可说明问题没有账面的数据那么简单。

 

中国基于一穷二白的国情，以及“一边倒”地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业化道路，其实就是一条通过人为打压城市化而短期内集中有限资源加速工业化的路子。无论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还是取消宪法“人口自由迁徙”权利的户籍制度；无论是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还是在农产品供应极度短缺背景下的城镇票证制度，包括延续至今仍未调整到位的城乡分治土地制度，种种因素的合成作用，都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严重扭曲。

 

一直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起初我们仍然还是对实行农村的大包干略显犹豫。直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取得完胜，思想真正从“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且经过84年的整党，党内外的认识才渐趋统一。改革激发的蕴藏在农民身上巨大的积极性，加之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科技兴农等配套措施，迅速地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大量农业人口脱离土地、转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可能。恰在此时，我们又放开了对城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管制，使得大量进城农民得以充分就业而不致沦为“无业游民”。

 

这种对于城乡分割二元制度的“祛邪扶正”，是再健康不过的城市化了。由此，中央还在新中国建国半个世纪以后，一改把城镇化“打入另册”的窘境，将其正式写入了党的发展辞典（详见“十五”计划《建议》）。但可惜的是，城市化的实践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城市化本质意义的规定性，却不知不觉地被城市自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所“替代”。城市土地使用权转让改革的单兵突进，以及由此衍生的“土地财政”制度，在无情地将广大农民排除在土地资本化进程之外的同时，进一步将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大量输血给城市，并在事实上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基于这种“半拉子工程”造成的高城市化率，倒是值得忧虑的。它的直接后果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是怵目惊心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临时夫妻”现象，那就是显而易见的农民贫困、农业弱质和农村凋敝景观。

 

问题出在不彻底的改革上，其中要害就在于改到土地制度时，我们动摇了、举棋不定了、似是而非了。而土地制度改革，恰恰正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基础性前提。试问附着于土地（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弟）的财产权，如若不能量化到家庭和个人，让他们顺畅地带着进城置业为生，这些农民又怎么会离开农村？只是候鸟式地到城市里临时打工和居留，宅基地和住房等“恒产”都留在农村里的这种城市化，能算是真正的城市化吗？

 

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基于交通和通信发达以后对时空距离的改变，城市化的表现形式是会发生很大变化。是否有工业化时代那么高的城市化率，的确值得关注和研究。但无论稳定地居住在哪里，农民和特定土地的分离，终究是人的城市化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浙江为什么要搞“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那就是要将农村土地的价值货币化和资本化，并进入规范市场从而达致可流转和可变现。无法“活化”的土地资产，并非农民的财富，而是将农民锁定在特定土地上不得流动的包袱和桎梏。

 

只要是和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只要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只要是以土地财产的活化来支持的农村人口的转移转化，我看都是健康的城市化。它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铁定就是正常的城市化率，而非不当政策、政绩功利所引发的过高的、病态的城市化率。正常的城市化率，是和正常的经济增长天然正相关的，又何来“高城市化率与经济发达并无必然联系”一说？

 

（2017年6月19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