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向权力说明真理

 

大约一年后的今天，重读了《第一财经》彭晓玲的一篇采访报道：“质疑户籍制度的陆铭说，京沪其实还不够大”。

 

从陆先生财经网上的数据来看，这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篇，足有16650人读过。但可惜的是，评论量还是0，那就让我来填补一下空白吧！

 

有耐心读完鸿篇巨制《大国大城》的，想必还不多。通过记者采访，将陆铭振聋发聩的核心观点昭然于世，从而得以广泛传播，这是件好事。尤其是想到处在城市管理权力顶尖的官员们，百忙缠身，日理万机，实在掉头翻身、无暇他顾。能在极短的篇幅内，用最浅显的语言“向权力说明真理”，实在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天大好事。

 

关于城市化问题，无非是一个城和人的关系如何把握、如何摆布的问题。而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又无非是两种取向：一种是当下通行的“以城限人”做法，还有一种就是被人认为是“耳目一新”、“颠覆常识”的、以陆铭先生为代表的“以人扩城”的主张。

 

 “以人扩城”说中的人，主要是指城市新增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或谓文中聚焦的“低技能劳动力”、“低端劳动力”（自然还会带上其就业后需要共同生活和赡养的人口）。

 

陆铭的观点不但旗帜鲜明——“北京、上海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上海都市圈的人口预计将达到4100万，这将是个世界级的都市圈。” “用行政力量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更重要的，他还在不经意间点到了错误之所以流行的几个思想认识层面的根源。

 

其一：“长期以来，在关于城市和人口问题上，保守的声音被传播出去了，其他声音却有意无意被屏蔽。”

 

其二：“当中国第二、三产业GDP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0%时，而人们却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思维里。”

 

其三：“有人可能会说，大城市产业升级了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

 

其四：“判断世界上所有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是，公共服务偏向富人还是保护弱者。” 

 

其五：“当今中国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又是大大低估了人口的实际增长，所以才造成‘城市病’。” 

 

其六：“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多（人口集聚）带来的好处看不见，带来的坏处却被夸大了。”

 

有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根源，他没有直接提及，但在对“以业控人”等政策和做法作出批评的字里行间，我觉得他早已声明了：也即政府官员，恐怕缺乏了一点对于市场的敬畏之心和谦卑之情。以为那种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能通过“自己看得见的手”，令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现实。

 

但是，政市关系的背后，归根结底还有一个主客观关系的认识论问题。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还是要恪守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还是要遵循客观规律。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是什么？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以及工业化对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众多农民一定会大量地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因工业规模经济集聚的人口，一定会伴生出服务业的大发展和相应就业人口的大增加。而二、三产业及其就业和赡养人口，在一个狭小地理空间高密度的集聚过程，正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生、发展和壮大过程。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传播成本的显著降低，区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趋势明显强化，都市圈和城市群开始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换句话说，以原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核心，在一定空间距离内（如高速通勤圈范围内），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及特色小镇发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将仍然会大量吸纳和承载就业人口，包括所谓的“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口，同时也包括其共同生活和赡养的其他人口（阖家老小）。

 

由此可见，再囿于传统小生产甚至是传统工业化思维的决策，该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如果是平头百姓拘泥于此，倒也罢了，无非是“萝卜青菜、各人各爱”。但如果还让这种思维定势成为城市管理者工作的运行惯性、路径依赖甚至是固化为某种体制窠臼，那就恰如陆铭先生所担忧的那样：“如果不充分认识到未来城市人口和发展的趋势，今后造成的城市问题还会更大。”

 

或因此，我才痛感陆铭先生“向权力说明真理”的社会责任感之强烈、之不易，我才即兴写下这篇粗浅的学习体会，借此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2017年10月15日成稿

背景文章：

 

质疑户籍制度的陆铭说，京沪其实还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