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重要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2017年10月30日，《金融界》网站重发了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一书中，刘鹤撰写的《中国经济三十年与未来长期问题》。党的十九大以后，作者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刘早在近十年前就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回顾总结，以及对下一个三十年的建议意见，尤其应给予格外的重视。

 

全文的篇幅不短，限于时间，我在此只就其三条关于长期问题的意见建议之二，也即“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这一部分，借题发挥作一最简略的点评。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在上世纪末有一句著名的断言。大意是，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两件影响人类社会的“大事”：一件是美国的新科技革命，另一件则是中国的城市化。无怪乎有这么多人在各个场合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上引用它，因为我也感到这话说得极富远见。

 

城市化是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而进入工业化社会，实在是300年前英国工业革命昭示的发展规律使然。这其中的奥妙，就是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集聚、城市化生活，造就了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革命性变迁。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工业化生产方式所向披靡；同时还推动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社会发展迅速进步，工业化生活方式无人可敌。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当我国摆脱了十年文革的噩梦，开始大踏步追赶发达国家工业化步伐之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工业化国家已开始了信息革命进程。我国作为后发国家，一方面借助于改革开放迅速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差距，另一方面也在差不多同时，坐地分享了信息化的“机遇”，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和发达国家展开了竞争。

 

党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报告中曾指出，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景并非乐观。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同步于工业化的良性局面，至今并没有很好实现；作为工业化天然标尺的城市化，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按理说，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城市化就伴随着农村工业化破冰前行。新世纪又名正言顺地列为党的发展战略，累计将近40年理应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但无可讳言，成绩仍不可估计过高。为什么？因为改革不到位。无论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个“半拉子工程”。因而不但成本高昂，很多正面效应都没有一如预期地加以显现。一定程度上，还陷入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陷阱”。譬如，城市化发展方式粗放，不但农民居住用地总量没有下降，反而多有增加（刘鹤2008：“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徐林2017：“我国过去虽然减少农村居民2亿多人，但农村居民点占地反而增加了4000万亩左右”）。

 

刘鹤文论中的寥寥数笔，就点明了城市化于中国非同凡响的意义。第一，“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是上述“四化”之中“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其催生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又严重缺水，这“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毫无疑问，城市化最直接的意义，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但更重要的，我以为是体现在生态环境尤其是制度和文化的变革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假，若干年后还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看看我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得不承认都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有关。一个弱质的农业、一个凋敝的农村和一个数量庞大而又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农民群体，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载起共和国现代化的希望的。

 

要说我国现代化的短板，最大的就在于“三农”。而现有“重中之重”难题解决的一再拖延，都与城市化政策的不坚定、不彻底有关。深化改革，就是要触及关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土地和社保体制；扩大开放，就是消除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等价交换的一切制度性障碍；加快发展，就是要着眼在城乡一体化前提下的三农自主发展。“反弹琵琶是高手，千年功夫在诗外” ，不以城市化统领“三农”发展的全局，就无法做到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补上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短板。

 

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奋斗目标，而能否高质量地完成城市化任务，将决定着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城市化的重要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2018年1月12日成稿）

 

背景文章：

刘鹤：中国经济三十年与未来长期问题

 

（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