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反思才能坚定改革

刘鹤先生2008年作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曾参与编写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其中，刘鹤本人撰写的《中国经济三十年与未来长期问题》一文（“2017年10月30日《金融界》网站曾重新发布），是全书的文眼，值得高度关注，细心体味。

 

刘鹤先生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和之后他一直担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即将召开的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或许还会出任更为重要的领导职务。我们今天来阅读他在十年前写就的署名文章，不在于他今天或明天的地位如何显赫，而是看重他在当时就已显示出的对中国长期发展的深邃思考和真知灼见。

 

文中刘鹤写道：“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这就是反思，这就是反思的力量，也是这篇论著“文眼的文眼”。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套用刘鹤当年的文字表达，我们可以将相关数据调整为下列令人更为震撼的结论：“在改革开放40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万亿人民币（初步核算数据），平均增长高达9.6%（1979-2016），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32.3倍；国际贸易量超过3.6万亿美元（2016年数据，2017年的暂未发布），是改革初期的176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17年的6.2万多元，约合926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3046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76.5岁（2016年数据，2017年的暂未发布），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并稳居第2位”。

 

但是，《增广贤文》谓之：“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虽说不易，但还不是最难的。难就难在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的前30年，应当说我们的发展比较顺利。其间尽管也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出现，也有个别年头的柳暗花明、大起大落，甚至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纠结和纷争，但就总体而言，在经历了对文革的深切反思、痛定思痛之后，大家对于发展的基本共识是朝野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要搞改革开放，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而，“邓小平之叹”在这一时期也已为有识之士所察觉（针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小平同志对其弟邓垦感喟：“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开始在高层引起对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考，并最终形成了党中央的相应重大决策。当时对发展实践的反思是两大问题：一是增长方式粗放，发展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太高，明显不可持续；二是忽视社会进步，发展支付的人文社会成本太高，也是明显不可持续。

 

应当说，这些反思都是及时的、正确的。但现在看起来，也有两个问题：一是反思限于少数人，尤其是受制于既得利益（担心否定“成就”，也是一种“既得利益”局限），社会共识远未形成。二是执行力有限，尤其是改革的危机感大为减弱，形成了心口不一、知行脱节的被动局面。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已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势必受到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本是一个深刻反思、凝聚共识，下大气力推进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好时机，但现在看来，虽有进展，可取得的成绩显然也不能估计过高。

 

这十年总的来说是一个转型发展的“胶着期”。改革有所深化，转型有所进展，但同时也有诸如“政进市退、全能政府”的沉渣泛起，“急于求成、浮夸冒进”的阴魂不散。它们不是建国第一个30年计划经济、“继续革命”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背景下的改头换面、招摇过市。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力戒历史曾经铸就的“大错”重犯。

 

文中刘鹤还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市场化的改革？40年的改革开放，如果用一个最简要的词汇加以表达，那就是“市场化”！市场化是务实逐利的，因此我们要摒弃“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市场化是平等交易的，因此我们要否定无法无天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建设（列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市场化是整体演进的，因此我们要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改革上层建筑（马克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当然，针对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必置若罔闻、讳莫如深。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此尚且都不回避，我们又有什么可以瞻前顾后、动辄得咎的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贫富悬殊、唯利是图；人文滑坡、道德沦丧；弱肉强食、坑蒙拐骗等等的负面现象，根源究竟是什么？原因到底在哪里？是源自于我们经过历史反思得出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路向，还是源自于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不足和偏颇（习近平：“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前者是要求我们回到计划经济和“继续革命”的年代去，而后者则是要求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将尚处于“温饱小康阶段”的市场经济，推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仍然要坚持务实逐利，非如此就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伟大复兴；但务实逐利不等于“一切向钱看”，人家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还是世界一等一的大慈善家呢！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仍然要坚持平等交易，非如此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基于等价交换、互利共赢的健康市场经济；否则，我们又凭什么还要在国际上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仍然要坚持整体演进，非如此中国就无法建设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不然，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就是毫无规律性意义可言的“白日梦呓”了。

 

之前我在参加一次关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工作的会议上发言：对于这样一个盛大日子的最好纪念，就是坚定不移地遵循40年前在经过深刻反思达成社会共识基础上的改革大方向，把行至半途、远未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事业进行到底！在这里，同样可以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结尾时的那两句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2018年2月3日成稿）

 

 

背景文章:

 

刘鹤：中国经济三十年与未来长期问题（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