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对于时下政府正在推行的促进消费的政策，他似乎也并不买账。在他来看，甚至是各方人士都显得驭轻就熟的“三驾马车论”也不靠谱，“这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或者是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思路：即由政府来决定刺激什么，以促进增长”。

的确如此，这些年来随着着力调节需求的所谓宏观调控大行其道，大家也都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不经意之间，计划经济的思维和体制借尸还魂、沉滓泛起，把个市场经济的改革冲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首先是政府向全能“救世主”的角色演进。经济建设要抓，社会管理也要抓；GDP增速不能慢了，社会稳定也不能乱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在“一个都不能少”的习惯性思维驱动下，政府的职能一直在不停地做着加法。加之财政收入的连年高增长，提供了“普降喜雨、遍洒甘霖”的方便，从一刀统统去除几亿农民的皇粮国税，到七长八短地给不同人群施以恩惠，事情是做了不少，但部门预算遽然做大，专项资金急剧膨胀，资源管理日见集中，计划配置无孔不入。市场调节的空间，仅限于上个世纪的一般产品范围，什么要素的市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似乎都无从谈起了。

其次是大面积且纵深式的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尽管有“两个坚定不移”，但“长子论”一出，民营经济顿时“矮了半截”。仅仅是基础产业的国企垄断便也罢了，结果是竞争性产业包括房地产领域，也都是国企在那里翻云覆雨、颠倒乾坤，这就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民企“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于是乎接受国企的“招安”、攀龙附凤、乃至形成沆瀣一气的“利益输送关系”，就成了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明智选择。

再次是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陷于困境。放眼望去，哪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处于欲罢不能但欲哭无泪的尴尬和“夹生”之中！本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导向下的法治建设，却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实际操作中，将我国对于经济社会的管理，滑入了“法条主义”的泥潭。前置审批越设越多，寻租空间越来越大；指令政出多门，“条条”包打天下。当改革一涉及产权明晰、职能界定，那就动辄得咎、寸步难行了。私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始终不能写入宪法；政府机构编制、职能和经费则终究不能“法定”。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步入衰颓，创业精神日见委顿；垂直流动在固化，改革共识在锐减；而社会暗流涌动，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不是我们没目标，而是我们不坚定；不是我们没条件，而是我们没胆略。

这个目标，就是20年前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耸立于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更遑论“耸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相应改革能终成正果。

这个胆略，就是小平同志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兴办特区的要求说的，“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旧体制上先行一步，惧的是责任重大，又没有经验，但他“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正式诞生。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现如今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正是又一次的“杀出一条血路”。

回顾近35年的中国发展史，改革是其中的主旋律。改革是什么？其实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精准的解读就是市场化，就是彻底颠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一整套的相应体制。这件事显然是作对了，不然就没有中国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但这会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光鲜、流星陨落的辉煌？又全在于我们能不能将半截子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在万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日子里，我们又想起了中国改革的导师和领袖小平同志的遗愿。此时此刻，我们共同的心声是：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13年9月13日成稿）

背景文章：

张维迎：计划经济思路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