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华生先生的《新一轮经济改革需打响三大战役》，很有同感。稍微有点歧义的，是他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即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这话不错，而且确如其述，“至少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即便在以个人自由著称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规模与作用都在显著扩大。”但是，在这里不可抹煞混合经济的基本制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异同。“有商品的计划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同样道理，“政府和市场谁多一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和政府谁多一点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同的。

但这不是华文的重心。他为已见端倪的“习李新政”计，提出了类似当年“推翻蒋家王朝”的当下经济改革“三大战役”：“土地制度可能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 “第二役需要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 “第三役是改革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明眼人一看即知，相当于毛泽东当年指挥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重中之重和首要优先，毫无疑问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尽管他讲得很有保留，仅仅使用了“可能是”的修饰语。

为什么它才是当今经济改革的“辽沈战役”呢？华先生理由有四：一是它有助于激活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引擎，从而保持这个转型大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土地制度改革是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三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四是有助于改变土地领域的法纪废弛和规则紊乱，恢复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本质属性。

这些理由虽然在头绪上不甚分明，但其分析的视角绝对是宏观的、综合的——这符合决策者的需要。毛泽东当年指挥三大战役，不但体现了他军事家的风采，更彰显了他战略家的气度。在当下这个问题成堆、千条万绪；老虎吃天、无法下口的时刻，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改革突破口和“枢纽”，的确是第一要务，但也绝非易事。

华先生的建议，使我不经意地联想到，难道当年的联产承包，不也是一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吗？不要以为内容限定在经营权上就和土地的产权“不搭界”——这是小平同志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高明之处——在“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真理标准观下，他轻而易举地绕开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拆除了“两个凡是”的藩篱，为铁板一块、万马齐喑的僵化体制，撕开了一道产权变革的裂口。

记得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推出的城镇房地产制度改革，似乎也未触及土地的最终产权。但我们看到，只要把使用权，特别是把70年不等的长期使用权一盘活、一流动，不但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支柱产业，还成百倍地扩张了国有和城镇居民个人的资产，包括财产性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