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刘亭 > 刘亭:首先打好“辽沈战役”#改革杂谈系列三#

刘亭:首先打好“辽沈战役”#改革杂谈系列三#

【摘要】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而以土地为集中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正是当下无可回避的选项。

 

首先打好“辽沈战役”

读完华生先生的《新一轮经济改革需打响三大战役》,很有同感。稍微有点歧义的,是他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即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这话不错,而且确如其述,“至少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即便在以个人自由著称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规模与作用都在显著扩大。”但是,在这里不可抹煞混合经济的基本制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异同。“有商品的计划经济”,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同样道理,“政府和市场谁多一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和政府谁多一点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同的。

但这不是华文的重心。他为已见端倪的“习李新政”计,提出了类似当年“推翻蒋家王朝”的当下经济改革“三大战役”:“土地制度可能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 “第二役需要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 “第三役是改革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明眼人一看即知,相当于毛泽东当年指挥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重中之重和首要优先,毫无疑问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尽管他讲得很有保留,仅仅使用了“可能是”的修饰语。

为什么它才是当今经济改革的“辽沈战役”呢?华先生理由有四:一是它有助于激活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引擎,从而保持这个转型大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土地制度改革是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三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四是有助于改变土地领域的法纪废弛和规则紊乱,恢复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本质属性。

这些理由虽然在头绪上不甚分明,但其分析的视角绝对是宏观的、综合的——这符合决策者的需要。毛泽东当年指挥三大战役,不但体现了他军事家的风采,更彰显了他战略家的气度。在当下这个问题成堆、千条万绪;老虎吃天、无法下口的时刻,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改革突破口和“枢纽”,的确是第一要务,但也绝非易事。

华先生的建议,使我不经意地联想到,难道当年的联产承包,不也是一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吗?不要以为内容限定在经营权上就和土地的产权“不搭界”——这是小平同志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高明之处——在“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真理标准观下,他轻而易举地绕开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拆除了“两个凡是”的藩篱,为铁板一块、万马齐喑的僵化体制,撕开了一道产权变革的裂口。

记得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推出的城镇房地产制度改革,似乎也未触及土地的最终产权。但我们看到,只要把使用权,特别是把70年不等的长期使用权一盘活、一流动,不但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支柱产业,还成百倍地扩张了国有和城镇居民个人的资产,包括财产性的收入。

 

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发展,当然是可持续的发展。把改革和发展有意无意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是极不明智的举动。改革的成功,必定只能在经济的稳定增长中才有可能。认清这一点很重要,或许这正是中央强调推进改革所需要的真正的智慧和勇气。

土地的权益是一束,其中最敏感的无疑是最终的所有权。囿于情势,当政者大可不必过于顶真,在这种“世纪难题”上“太岁动土”。学一学当年的邓小平和朱镕基,只要将实质性的使用权人格化、价值化和资本化了,经济体内生的活力自然而然会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要素的财富效应彰显出来。

无论是当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还是后来的城镇房地产改革,其实动的都是土地制度的脑筋,打的都是土地增值的算盘——这没有什么好讳莫如深的。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不致将这些“好经”念歪的关键在于两条:第一,土地制度改革的收益,应该由广大民众获得,而非极少数的贪腐权臣和无良富豪。承包制不能免除基层干部的贪腐,这只是个别现象,而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亿万贫穷的农民。同样,城镇房地产的改革,也有大量的非法敛财和暴富,但最大的受益人仍然还是城镇居民。

第二,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有助于健全一个包括土地要素在内的彻底的、完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仅仅限于产品自由交易层面的市场化,只是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正是这种半拉子的市场化,使得我们的改革越来越多地流于浅表和低能,而要素领域内的权力寻租和贫富悬殊等负面后果,则严重地侵蚀了前期改革的正能量。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而以土地为集中代表的要素市场改革,正是当下无可回避的选项。

首先打好辽沈战役,而后才有势如破竹的平津和淮海战役,才有新中国的拔地而起。首先要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而后才有收入分配和国资国企改革的突破,才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确立。这,或许就是华文想要告知我们的结论!

 (2013年2月24日成稿)

 
推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