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的一大热门新闻，就是各地此起彼伏的“抢人大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股风最早大约是从陈一新书记履新武汉以后刮起来的。在他看来，武汉高教资源深厚，但大量的毕业生学成都去了外地，没有多少在武汉“扎根”。这，或许正是长期以来武汉发展势头平平、后劲堪忧的一大根源。为此，他振臂一呼，喊出了留住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口号，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中国的事情总爱“刮风”。“抢人”一旦成了政绩的表征，其势便如星火燎原，映红了半边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不跟风而进，最后连“城墙高筑”的北京、上海、天津，一个个都概莫能外。

和过往那种争土地、争投资相比，现在竞争的标的物变成了知识和人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起码领导人讲的两个“第一”，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总算是有点听进去了。但是不是真搞懂了呢，我看也未必。从当下这种政府主导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或可看出事物本质的一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之中，可以算得上是最活跃的因子了。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才会创造出社会财富。这种结合方式的变迁，构成了社会基本形态的划分。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

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就牵扯到生产关系，牵扯到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从现实的语境下考量，其实就是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赖以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就是一个和改革相关的问题。

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迄今为止以十九大报告的表述最为权威、最为经典，这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才显然是一种高端资源，这种资源的配置，还是要遵循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铁律。政府“更好作用”的发挥，也只能在此“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或基础之上。否则政府走到前台去，直接参与“抢人大战”，我觉得最终都会是“一地鸡毛”的扯淡。

可有人说，像户籍之类，本来就是政府的调控手段，政府放松或收紧，难道不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吗？这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有什么干系？此话貌似有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作为城市政府而言，当然需要对人口及其流动实施必要的管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干预人口的自由迁徙。

在我来看，公民选择愿意在何地就业和居住，应当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城市不但需要像专家、学者，院士、博士之类的高端人才，也需要像保洁、保安、保姆、护理之类的“普通劳动者”。《大国大城》的作者陆铭教授，早就痛批过大城市抵制“普通劳动者”的荒唐可笑。他是从一个正常的城市“人口生态”去剖析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理性之说、清醒之论，实在值得大城市决策者们认真学习，并为此“洗脑”。

究其实，除公务员以外，城市各行各业的用人，原本都是企业、机构——一句话，都是市场主体自己的事情。政府自己不用，也不给他们支付什么工资奖金，又何苦“皇帝不急太监急”呢？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不知道，还要“瞎起劲”，结果只比拼所谓的“来头和帽子”，诸如什么硕士、博士啊，什么“985”、“国千省千”啊；什么“大师”、“特级”啊，什么“享受国务院津贴”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自“长江学者”身价百倍以后，这个学者、那个学者，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政府由重物到重钱，从重钱到重文，从重文到重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再重视，也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譬如，纠正对农民工子弟就学的歧视，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人才是学出来的）；譬如，纠正对就业者的地域和性别歧视，促进普遍就业的公平（人才也是干出来的）；譬如，纠正对机构单位分配政策的“一刀切”管理，促进实施“按劳取酬”原则的公平（人才是奖出来的）；纠正对农业转移人口基于身份的歧视，促进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分享的公平（人才也是暖出来的），如此等等。

至于企业用人，完全可以参考既有的学历、职称和履历，但也绝非因此就可以认定他对本企业而言就是人才。政府代替用人单位制订和兑现所谓的人才认定办法和激励政策，多半是货不对路，而且本身就有越俎代庖之嫌。

人才对于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无论如何重要，政府也不要病急乱投医，直接披挂上阵，靠名目繁多的帽子牌子，靠并非公平的财政补贴，去打什么“抢人大战”。在自己的治内，给全社会营造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生态环境，做到“抢人重抢心”、“念钱更念情”，那比什么都重要！

——成稿于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