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订阅了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的个人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今天读了他最新的一篇文章：《急，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颇有同感。也在不经意之间，触发了我很久就想写的一组文章：“经济工作的大忌”。于是，马上动笔从第一个“急”字开始写起。后面还有什么“假”字啊、“虚”字啊，会一个个慢慢地接着写下去。

孙老师的“急”字，是从刚刚发生在天津和海南的“抢人大战”讲起的。“事在人为”，一地一城最深厚的竞争力，其实就在于“得人”——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耕读传家”为传统，谁都懂得“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国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哪有一觉醒来，好像突然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道理？

好了，一旦人家推出种种招才引智的举措，这下大家都坐不住了。主官一声令下，部门忙不择路，结果搞得相关办法漏洞百出，不得已一日一变，穷于补丁。究其实，这种做法能把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留在你这里吗？我很怀疑。来的肯定有不少所谓的“人才”，但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为除了那些本子（户口）、房子、票子、孩子等等的实际利益外，真正想干事和能干事的人才所关心的，往往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大生态和小环境。而这些，都不是运动式的“大呼隆”所能解决问题的。

部门急是因为主官急，主官急是因为升迁急。现在奉行的“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的用人导向，但又苦于中国行政层级的繁多，就算是二、三年上一个台阶，五十岁进入厅级也算是“快而顺”的，而六十岁已然就要退休。不急怎么行呢？各位主官都是进入“路线图”的人了，就算按部就班地走，也不知猴年马月是个头。因此诸事就是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短短的几年里，定要干出点摆得上桌面的成绩。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书记和市长少有干满一届的，基本上都是“半截就换”，屁股还没坐热已经走人了。

我们不能只从急于升迁的角度去看待官员，大部分官员还是想做点事的。那又为什么“急”呢？孙老师说得好，是因为“赶超情结”在作怪。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一下子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虽说曾设想会有一个长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提出，三大改造一完成，这不马上就“快马加鞭进入社会主义”了嘛！结果就是这么快了还觉得不过瘾，还要搞什么大跃进，还要喊什么“超英赶美”，乃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敞开肚子吃食堂”，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虽说也曾要求“多快好省”，但其实一旦把上上下下的胃口“都吊了起来”，那心里只有一个“多快”，哪还记得有个“好省”呀？

老人家谆谆教导我们：“落后就要被挨打”，落后就要被“开除（地）球籍”，那我们还不急起直追哪！有人觉得合作化搞得“太快了”，毛主席批评他们像“小脚女人”。有人说大跃进是“好大喜功”，毛主席针锋相对地说，难道我们还要“好小喜过”？

这样一来，舆论导向就形成了，价值评判就明确了，甚至连政治上的左右也昭然若揭了。长期以来，我们宁快勿慢、宁急勿缓，形成了做事的一种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模式传承，这可不是一桩好事情。

因为急，我们缺乏必要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就匆忙决策，一意孤行。因为急，我们往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造成一大批钓鱼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因为急，我们朝令夕改，三翻四复，百姓无所适从，政府脸面扫地。因为急，我们干了很多拔苗助长、适得其反的蠢事，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又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急”如果是一种做事的紧迫感，赶超的责任感，也并非都是坏事，非得一棍子打死。但对于一个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来说，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毕竟还是做对事、真赶超的基本前提。脱离实际、违反规律的“急”，是不管轻重缓急的“乱急”，是不分因果表里的“瞎急”。貌似积极，实则消极。因为这种“急”的结果，不是办不顺、办不成，就是翻烧饼、瞎折腾。

譬如当年“以粮为纲”，恨不得每寸土地都去种粮，结果我们嘉兴的南湖，去搞什么大面积的“围湖造地”。如今知道了“山水田林湖”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人为大幅改变水系水生态并非好事，现在又开始“退田还湖”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朱总理搞得筹集国债资金用于长江、黄河上游的“退耕还林还草”，其实也都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倒也不是本级干部要“急”，而是被上级给“逼急了”。因为不“急”，在层层考核中就得落后，落后就得挨批，挨批就不能进步。从政无非逐级升迁这“华山一条路”，升不上去还没有国外通行的“旋转门”这一说，那只好认命，也只能“不归一切地往前赶”了。所以，讲到怎么才能有效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毛病，除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外，改革让人总犯“急性病”的考核制度和用人导向，也非常重要——趋利避害，人之常情，指挥棒不改，行为要改也难。

——成稿于201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