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不久前曾在网上读到这样一则趣闻，大意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网的马云，和大型商贸综合体“霸主”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打赌，标的是一亿元人民币。具体赌的是什么呢？是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在当年的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网购和到实体店购买的比重，哪一个会超过50%？谁超过了，就意味着谁占据了主体地位，那谁就赢取了这一个亿。

这场赌局，其实是两种商品采购方式的领军人物，对自身商业模式未来前景的预测和博弈。马云坚定看好信息技术、智能应用和大数据时代对人们消费习惯带来的深刻变革，而王健林则坚信传统的路子在进行了高端化的改造之后，仍拥有无可置疑的市场前景。

我是看好马云胜出的，因为对这个领域政府没有太多的管制，而全部听凭市场的势力。作为未来市场购买主体的年轻人，他们更偏好于网购的方式。去几个大型商贸综合体去遛达遛达，享受一下身为上帝的消费者待遇，固然会有网购无可比拟的愉悦。但这毕竟过于奢侈，无论是对于金钱还是时间。

这边先按下暂且不表，话说伴随网购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又如何面临一个重要的关口。据悉，阿里金融近日已正式向监管部门提交了要求设立阿里网络银行的申请。相关部门也已安排听取了汇报，并开始着手研究网络银行问题。每经评论员叶檀说：“如果监管部门批准，（这）将是中国金融史上划时代的进步，放入一条互联网金融鲶鱼，激活昏昏欲睡的传统银行业。”

这个月的6号，我在有幸主持一次关于金融改革的闭门分析会上，曾对一位发言者的内容点评道：我们要的就是“‘体制外’的健康成长”。

当时，这不过是杭州人讲话的“随口荡荡”而已。但现在想来，实在还真有几分道理。譬如刚刚仙逝的诺奖得主、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的鼻祖科斯先生，在其与助手王宁合著的关于中国改革的力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就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动因，归于所谓的“边缘革命”。正是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这四股体制外最重要的“边缘力量”，促成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没有它们的“野蛮生长”，便不会有中国所有制结构、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甚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口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迁。

如今，这种体制外的力量开始向金融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进攻了——结合着网络经济的异军突起，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大旗——阿里巴巴集团，在商品采购领域纵横捭阖、攻城略地之后，开始觊觎金融这块奶酪了。毕竟，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金融是所有实体经济最有效的组织者和配置者，染指金融并推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几乎所有具有战略思维企业家的梦想。

马云的优势在于，他的实体经济甚至在介入金融业之前，就已经是一条虚实结合的“章鱼”。依托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支撑起来的全部商品交易关系和交易内容，将所有的交易主体及其行为的相关信息“一网打尽”。这些看似枯燥的海量数据，正是阿里网或淘宝网在完成了数以亿计的交易之后积累起来的、金融赖以高效安全运行的最宝贵资源——信用。马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资源的潜在价值，只要监管当局允许他杀入传统银行业多年经营的领地，他的融资成本将会是最低的，资金的流通速度也将是最快的。

摆在监管当局面前的“两难”是自然的：要么让这条不安分的鲶鱼搅动一潭死水，这肯定是激活中国天大存量资金的一个契机；要么将这个“捣蛋分子”拒之门外，以求得目前金融体系的“和谐稳定”。我想，监管当局应当是会选择前者，从而作出正确的决断。

当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不尽完善也是必然的。但是，监管当局应当给它一个实验的机会，甚至是失败的机会——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失控和过度的金融创新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但这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金融创新严重不足的国家来说，简单地套用美国的教训对我们是明智的。

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也要善于从传统银行业汲取营养，而不论这种经验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至于监管当局，更不能是一批了事，放松事后的有效作为。其实，小心翼翼地扶持金融创新，尽力维护互联网金融这种“体制外”的新生事物健康成长，才是我们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电子商务已经和实体销售打赌了，互联网金融也会和传统银行业打赌的——在这个过程中，监管当局的开明极为重要，而新生事物自身的臻于至善也必不可少——“‘体制外’健康成长”，或许正是改革创新的人间正道！

——成稿于201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