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便在李昌平的博客上读到了这篇高论。标题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农民工应该去哪里？

天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三农”问题。对此，党中央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来看，主要是涉及“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承诺能否真正兑现。至于在此基础上的“全面现代化”，更是一个天大的疑虑。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离开农民群体来说事，任何美妙的目标和蓝图，不是画饼充饥就是自欺欺人。

但中国偏偏搞出了特色，那就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出口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农民工几乎成了产业工人的主体。

借着世界经济的景气，农民工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就业期。无论是和谐社会论的推出，还是城市及市民为自身利益的考量，都会想到应该为改善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做点什么。加之党和国家领导人浓重的人文关怀，于是方方面面出台了无数相应的政策措施，农民工的境遇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作为有点华而不实。说得挖苦一点，不过是些“花拳绣腿”、表面文章。看起来更像是有钱人对乞丐的施舍，而不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对广大农民兄弟赋予的真正人权。

当然，这里显然也有着执政者不得已的苦衷。即便是“施舍”，也是要拿出白花花的银两来的。在城里人的问题都还一大堆的时候，想要同时解决更大更难的一群人的问题，恐怕真的也就是对付不过来。

这就引出了我对这件事说过的一番老话了：不要被问题压死了，不要“一条道跑到黑”。其实，来个“脑筋急转弯”，来个“问计于百姓”，根本就难不到哪里去！

李昌平先生的见识了得，办法又管用，仔细地读一读，认真地想一想，真的是可以长出一口气的：

一个是“新工人”的市民化，帮助其在城里安得下、住得起、稳得住、活得好；二是返乡农民工的“居民化”，引导其进入中心镇和中心村，集中生产和集聚生活。几十年过后，李在文中展望道：“中心村以下只有3亿农民了，‘一国两民’就不存在了，中国‘三农’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如果都像上述这样的大而化之，过去笔者也曾发表过如此的清谈，因而这算不得什么能耐。但就此两个层面，李昌平先生都开出了极为具体、极为真切的对策措施，这就不简单了，也是象牙塔里的“三农”专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对于“新工人”在城里扎根的最大制约，李提出了一个滚动发展的“居住区”计划，即政府从自身的职能出发，为“新工人”居住区的建设提供规划和土地方面的支持，以使他们能够获得类似城市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待遇。照他的原话来说，“让‘新工人’在城市里住下来、市民化，是政府的一大责任。”

当然，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设计，李强调“‘新工人’进入城市居住区，必须将本人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山林等转让给‘村（社）集体，但应能获得一定的补偿，同时将其在农村的户口和农村社保账户转移到城市‘居住区’，完全市民化。”

对于农民工的全部进城并市民化，李并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来看，“今后许多年，农民进城和农民工返乡将并存。”问题是返乡以后的农民工到哪里去？“如果返回到了256万个自然村，那就麻烦了，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就没法搞了。”他的结论是，“一定要想方设法让返乡农民工返回到中心镇或中心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

怎么落实呢？他又列出了7条具体建议，中心意思就是把农村的土地资产盘活，活中出钱、活中出地、活中出业、活中出发展，发展解决老大难问题。总之一句话，活人不能叫尿给生生憋死就是了！

这就是天大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不是仅仅出于怜悯，也不是仅仅出于道义，我们要如此关注这个话题。说到底，没有几亿农民的转移转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或如李昌平反过来所言，“出现更多农民为更少市民种粮的局面”，“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减少农民——背道而驰！”

——成稿于2009年2月9日

背景文章：

李昌平：农民工应该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