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梳楼数日前写了一篇声惊四座的奇文：《是时候把“逃兵”管轶请回来了》，文后有不少精彩的留言或谓网评。

他先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历史掌故讲起。韩信因为怀才不遇，先是在项羽手下当了一回“逃兵”。转投刘邦麾下，又未见得重用，气不打一处来了：“处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抱着这样的自我期许，于是接着再当“逃兵”开溜。他的上级领导萧何听闻后“大惊失色”，即刻策马穷追。据说追了两天两夜，这才把韩信给解劝回来。如获至宝地送到刘邦面前，结果韩信差点没被杀头。萧何对刘邦说，我死劲巴拉追回来的“逃兵”，是要你拜他为上将军的：韩信是无双国士，大王要是想称雄天下，只能找韩信商量大计（“至于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详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然后笔锋一转，就扯到当代人管轶身上来了。管轶何许人也？文中有番详述。撷其要点有三：一为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二为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之一；三为钟南山院士的得意门生和科研助手。呵呵，是不得了的专家啊！但在此次武汉大疫之初，却当了回臭名昭著的“逃兵”。

管轶脚跟脚随钟南山院士到了武汉，本想根据他的术业专攻，收集动物样本，追溯病毒源头。但未料想“现场”都已被“破坏”，上哪儿寻访也不被待见。加之对暴增的136个确诊病例大概是想明白了，他马上就对之前所做的乐观估计（显然是躺着中了假数据的“黑枪”）作了修正。再然后，就买了张机票“跑路”了。

大约与其张扬和“自黑”的个性有关，他在次日在港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了两句很“不识时务”的话：一句是：“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还有一句是：“到了晚上（1月21日）我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于是赶紧定了22日的出城机票”。

前一句是“煽动恐慌”，后一句是“自甘逃兵”，良心肯定是大大的坏了。

随着抗疫的进程，大家越来越清楚了事情的真相，网上为管轶“正名”的文章，便也开始多了起来。尤其是有时虽然人们愿意健忘，但互联网偏偏还是把记忆都给留着了，于是出现不少作者自删当年攻击管轶文章的现象。这种作派虽然不太磊落，但也没啥可多批评的：起码是知道自己错怪了人家，有点“道歉”的意思在里面，因此还是值得嘉许的行为。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有人愿意像办案一样，把所有证据顺着时间轴都一一罗列出来，顺便把一帮子下三滥钉在了耻辱柱上。但也有人像燕梳楼那样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写得既好玩，又辛辣，那才叫一个“脍炙人口”。

浏览文后留言，我也顺便学了两则典故，受益非浅。一则是网友“浩瀚星空”提及的“波斯信使综合症”。古代的波斯和希腊经常打仗，打仗时如果信使带来的是坏消息，波斯国王就会将信使杀掉——人们总是讨厌带来坏消息的人——这种行为就被人们称之为“波斯信使综合症”。不要不相信这一传闻，古代波斯人真的会把信使杀掉。而这些信使唯一的过错，就是把真实的坏消息（譬如说进攻失利、损兵折将，甚至望风而逃）带回家。对于“聪明”的信使来说，如果逃跑并且躲起来，真的要比依照国王的心愿说假话好得多。

另一则是网友“金牛”提及的“曲突徙薪”故事。据说出典来自于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的《汉书·霍光传》。霍光是西汉的大臣，汉宣帝时他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等重要职务，权倾一时。有个叫徐福的人，多次上书汉宣帝提醒削弱霍光的权力，以防不测。霍光死后，他的家人果然造反，汉宣帝立刻镇压平定了，并重重奖赏了揭发霍光家人造反的人。

有位大臣觉得不公平，他上书汉宣帝说是应当奖赏徐福。理由嘛，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有位仁兄到朋友家作客，见他家的烟囱从灶膛上方直通屋顶，灶坑边上又堆了不少柴禾，觉得这样很危险，就劝告主人说：“你这烟囱要改砌成弯曲的（“曲突”），柴薪也要搬到远处去（“徙薪”），不然容易发生火灾啊！”主人不以为然，一切照旧。不久，主人家里果然失火，得亏邻居们及时赶来扑救，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事后，主人杀牛摆酒，酬谢前来救火的邻居。他特地请那些被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坐在首座，偏偏没有请不久前给他提出“曲突徙薪”的那位仁兄（焦头烂额座上宾，曲突徙薪付阙如）。席间，有人对主人说：“早知如此，何如当初。”主人闻言顿悟，马上把那位仁兄找来，奉为了上宾。汉宣帝听罢，立刻重赏了徐福。

看来，尽管史书上曾有记载，心理学家也多有著述（“波斯信使综合症”详见查理芒格《穷查理宝典》一书），但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学习。如今眼见得身边发生的真实事件，这才知道“逃兵”、“信使”和“曲突徙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

成文于202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