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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在精准智控下促进复工复产的同时，也需要对疫情的后续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判，万万不可因为国内疫情舒缓而麻痹大意，错失提早应对的时间窗口，导致浙江由一向以来的主动超前转为被动滞后。
【正文】1、充分估计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强度和影响深度。我国本土疫情传播虽已基本阻断，但境外输入的风险还在加大。且受全球疫情的影响，供应链受阻和断裂的可能与日俱增，势必对高外向度的我省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加之疫情引发的恐慌波及投资和金融，国际经济危机已然近在眼前。
为此，在精准智控下促进复工复产的同时，也需要对疫情的后续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判，万万不可因为国内疫情舒缓而麻痹大意，错失提早应对的时间窗口，导致浙江由一向以来的主动超前转为被动滞后。
2、“新基建”机遇要抓住但更要用好。新基建已是中央反周期的重大决策，我省当然要“见事早、反应快”。但是，能不能把好事办好，还要看我们的具体应对。
一是精准把握“新基建”的内涵。突出技术成熟、应用前景广阔、可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政府三个主体“数字化转型”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推广应用平台。
二是充分调动市场化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形之下，“老基建”公益性更强、技术更成熟，政府充当主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从目前来看，也存在投资边际效益大幅递减、政府债务不堪重负等问题。但新基建却有很大的不同，技术和市场均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应更多发挥那些通信和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平台公司的作用，同时强化对他们的有效监管。
三是大量运用市场化的办法推动新基建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施工和经营管理。政府需抓紧完善“管办分离”的规章制度，包括PPP政府和社会资金合作制度，使浙江得以制度和治理的先进性，赢取新基建的最大政策红利。
3、尽可能放松行政管制以激活经济。譬如口罩等抗疫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可以根据市场供需矛盾的相对缓和国际市场出口的需要，基于质量和成本因素，适当放宽价格管制，以利生产的扩大。譬如国内目前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政府就可以考虑适当放宽疫前制定的一些限购限价措施，更好体现“房住不炒”和“一城一策”的精神。
总之，我们在正常经济运行下制定的一些市场和税收管理措施，多有“一刀切”或“制定从严、执行从宽，自由裁量”的毛病，现应趁势去除一些不必要的过高过严要求，与民休息，休养生息。
4、培育和放大数字经济红利。浙江的财政状况好于大多数省份，主要得益于数字经济的数倍高增长之对冲。但我觉得更大利好，端在于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了一个政企高度一致的共识。
如何抓住此有利时机，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企业上云、工业互联网、“互联网+供销”、现代物流、共享出行、品质溯源管理、融媒体、数字知识产业、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社会治理数网化等多领域，早研究、早谋划、早试验，为后续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做好充分的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的储备，实为切实的超前应对之举。
5、切实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疫情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多有表现，中央也多有批评要求。浙江在全国绝对是表现最好的省份之一，但也有许多运行的惯性。如今疫情高峰过去，很担心老毛病卷土重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仅脱离群众，形象不好，而且会浪费大量行政经费，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人心的损耗流失。
建议政府和官员一定要树立起对市场和民众的敬畏之心和谦卑之情，悉心听取实践的呼声和民众的诉求，按“不叫不到、一叫就到”的原则，为基层和企业解决只有政府出面才能解决的公共服务问题，尽可能减少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发号施令、检查考核，凡事力戒一刀切、运动式。疫中疫后，调查研究尤为重要，需切实加强，但不能“猪鼻子插葱——装象”，要听得进真话，不回避矛盾，多出真招实招、管用之招，少做虚功乃至无用功。
成稿于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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