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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又关注了三大新趋势，一为数字化或谓智能化（信息化的“升级版”），二为生态化或谓绿色化（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三为人文化或谓人本化（经济是人参与的创新创富活动）。我在徐文中看到，他以数字智能为主线，对“老五化”串起来进行了一番全新的诠释，提出了一组不乏创新闪光点的概念。
【正文】新冠病毒肆虐。截止4月10日，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61.1万例，死亡9.97万例。全球105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5国采取货物贸易限制性措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英国首相都一度住进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室）。
所幸依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力执行，白衣天使的无畏逆行、救死扶伤，以及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国已全面阻遏了病毒的疯狂流行，迎来了复工复产、抗疫发展两不误的新局面。
对于终究要被战胜的疫情，我们时刻不能放松警惕。但对疫后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需不失时机地作出必要的思考和应对。
正在这时，读到了一位年轻朋友——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徐苏涛副总的大作，颇有同感，不妨拿来认真学习和切磋一番。
因为是参加一个关于“数字长三角建设”的会议，所以他的发言自然 “以数字化引领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为题。他和大家分享了三个观点：一是为什么很多智慧城市会失败，而仅有杭州等是成功的；二是疫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何方，长三角究竟如何率先突围；三是传统生产函数已过时，需要怎样的想法、打法和做法。
既不从智慧城市的角度切入，也不涉及当下的应对，我只聚焦文中有关发展大趋势的研判谈点想法。他认为：“在新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我国将加快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加快走向智能社会。在此过程中，未来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而是‘新五化协同’”。所谓协同的“新五化”，他有全套的“泛工业化”、“再城市化”、“超智能化”、“深生态化”和“再全球化”加以展开。
这倒让我想起2007年，自己在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过程中，对所谓“五化归一”发展战略的思考。十七大报告在全面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曾有一句揭示未来趋势的话：“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这或许就是徐文中所谓的“传统五化”的由来。
当然，作为发展大势的关注者，早在2002年，我就在学习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报告时，注意到了这个“五化连排”的表述：“我省……进入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简括为‘五化归一化’，前‘五化’为前行的路径，后‘一化’为达成的目标）。”
两个层级党代会报告的文字表述，“五化”其实是相同的。字面上仅有“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字之差，而在顺序上，浙江把“城市化”放在了“信息化”之前，而全国则是把“信息化”放在了“城镇化”之前，其余完全一致。
而在我看来，“五化联排”仅作为背景描述还不够积极，十五个字又未免冗长，且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新型工业化”的表述，那走向国际的市场化，加之政府和市场的“各展所长、各得其所”，或也可以理解为“新型市场化”。如此一归并，再将“五化归一”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看待，那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现代化”的“新三化归一”发展战略来。为此，我在2009也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年出版了一本书：《大转型——“新三化归一”》。在书中的《自序》中，我首先回顾了“新三化归一”论的形成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又关注了三大新趋势，一为数字化或谓智能化（信息化的“升级版”），二为生态化或谓绿色化（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三为人文化或谓人本化（经济是人参与的创新创富活动）。我在徐文中看到，他以数字智能为主线，对“老五化”串起来进行了一番全新的诠释，提出了一组不乏创新闪光点的概念。譬如“在数智技术带动下，”按跨界融合思维“把产业重新做一遍”，遂提出了“泛工业化”；再譬如借助数智技术，打通“物的数据”、“事的信息”和“人的需求”，“构建万物互联、数据驱动、智能使然的三位世界或高维世界”，遂提出了“超智能化”。如此等等。
他的这种提炼，我以为是精准地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全面颠覆性影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按照毛泽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思想（“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新一轮数智科技的迭代创新和广泛应用，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群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力量，势必对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产生强大的“渗透、融合、转化和更新”的关键作用，从而将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数智社会（也即信息社会）新境界。
这个变化，从上个世纪中叶就开始缓慢发生，及至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明显加快，到新世纪初我国提出“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已然成为了后发国家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从而改变全球经济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大动因，也是面向未来我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最磅礴物质力量。
对此，经过这场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堪称最大冲击的疫情，人们恐怕对未来发展有了进一步更深入的思考。恰在这时，我读到了这篇充满新意和亮点的文字，倍感欣慰。写下这段点评，也是希望这种思考能够继续深挖厚植，从而长成一片参天大树！
成稿于2020年4月11日
背景文章：
徐苏涛：以数字化引领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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