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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毫无疑问，要优化要素市场化的配置，人口和资源当然会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但这样是否会引发地区和城市间差距的继续扩大？要实质性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土地和户籍制度当然会发生变动，但这样是否会引发城乡和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
【正文】在隆重庆祝中共建党百年华诞的日子里，读到陆铭先生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番言论，生出很多感触。其中有一条就是，凡事还是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而不能单从美好的愿望出发。
陆先生对百年建党以来的国家发展史大体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建立以前28年的民主革命卓绝奋斗史；二是改革开放以前2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史；三是最近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崛起史。尤其是当前这一段，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那就是实行了改革和开放，或谓坚持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取向。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1978年仅为18%的城市化率，提高到现如今的64%，这又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变迁！
它的发生和进展若要追溯起来，最初还是来自于我们对之前排斥市场化、也自然而然同步排斥了城市化的失误之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当我们最终将城镇化写入我们党的“发展词典”，那已是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以后（2000年）的事情了。这不单是对“农民进城打工”历史潮流的正面认可，也充分体现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性尊重。
我们党历来把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待，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但也无可否认，当我们因为胜利而不那么清醒的时候，也曾犯下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甚至一定程度上滑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陷阱。文革内乱将错误推向了极致，全社会痛定思痛，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坚定不移地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前进步伐。
如今我们以百年大党的伟岸英姿，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这其中，如何完成了城市化未竟的事业，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已有成绩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绝不能成为我们停滞不前的理由。陆文中涉及的一个主要话题——如何处理好集聚和平衡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严峻挑战。
毫无疑问，要优化要素市场化的配置，人口和资源当然会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但这样是否会引发地区和城市间差距的继续扩大？要实质性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土地和户籍制度当然会发生变动，但这样是否会引发城乡和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这也就好比现在不少人认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从今往后就是先富帮后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因而他们会要求在城市化领域内，放缓甚至终止“集聚”的步子，而是要聚焦于“平衡”的优先，“平衡”的为重、乃至平衡对于集聚的“纠偏”了。
对此，陆先生重申了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的精神，强调了“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并在此指导思想之下，就城市落户门槛如何降低、公共服务资源如何按常住人口配置、新型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深化改革等焦点问题，提出了诸多正确的方针和对策。
要理解陆先生全文的主旨，我觉得或许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对于把握城市化这样的战略问题，一定要树立全局性、全过程的战略思维。否则，有些问题难免是看不透、也想不明白的。对此，陆文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在此全文照录如下：“事实上，现代经济的发展，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里，都说明经济的集聚可以伴随着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均等化。我国过去将近20年的发展也有同样的规律。”
现在共同富裕是个热门话题。但在我看来，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才行。而分好蛋糕的主攻方向，就是依法合规地搞好“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企业还是要坚持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第二次分配，政府要搞好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兜住底线。至于第三次分配，全社会都要在确有余力、发自内心的前提下，多做公益和慈善，尽可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们。
同样的逻辑拿到推进城市化的领域内，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的原则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城市，“能发展就不要阻挡”。但是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确需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和推进对口合作，努力做到“先发带后发、先富帮后富”。
提出处理好集聚和平衡这一组关系，乍听来似乎还觉得有点儿费解。其实拿来比照一下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下子就可以想通。无论如何，市场对资源配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恐怕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或基础上才谈得到。如若本末倒置，凡事都是要靠政府来起“决定性作用”，那我们离计划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大概也就不远了。
现代市场经济不但强调市场主体的内生创富冲动，同时也注重主体间交易秩序的规范和公平。前者体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后者也说明了什么叫“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是市场主体间激烈竞争的“裁判员”，而不能是下场子踢球的“运动员”。如果类似的“运动员”多了，那球赛肯定就没有人看了。但只有运动员而没有“裁判员”的“严格执法”，那球赛是否会演变成为一场狂热球迷的“骚乱”，那也未可知。
所以我说集聚和平衡，不是新型城镇化的什么战术安排，而是一个大的、“思路决定出路”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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