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这一切土地制度的变迁，其最根本的动力，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的朴素愿望。而这种愿望的实现，经过共产党人近30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不但产品及其价格要市场化；其必然的逻辑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资源，也早早晚晚的要市场化。这就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之真正用意所在。”

本稿系2014年2月20日的旧文，原刊于《中国城市化》2014年第3期，今在《刘亭随笔》上首发。

新土改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阵热议、特别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目前又开始渐渐归于沉寂。正在此时，读到了国家土管局原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的文论，深表赞同。

郑文的标题是：“中国土地改革未能厘清的五个问题”，从财税体制说到户籍制度，再说到土地供给、集体土地和政府定位。我思来想去，其实关键的关键就是一个问题：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若何？

对于土地这个“财富他妈”，无论政府和市场，大家都想伸手，都要“说了算”。其实以中国的宪法规定，是没有市场“说了算”的份的。因为土地都是公有的，公有之间划拨就行了，又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二遍事儿？”但中国的公有制还有等级落差的，一个是国家所有，另一个是集体所有，它们之间发生的土地流转，划拨就不够用了，那就需要交易。但交易不限于此，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公有土地不能卖给外国人，那又怎么吸引外资到中国来办厂啊？于是我们又向香港人学习，把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进行拆解，分出一个使用权来。在最终所有权仍然归国有不变的前提下，把使用权在市场上公开地进行出让，一次性收它个40年、50年或70年的地租也即出让金——这买卖不就成交了吗？

究其实，说是学香港，其实中国的农村改革早就趟出这条路子来了——试问“大包干”是什么？不就是最终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嘛！集体土地最终所有权是集体的永远不变，但使用权也即承包权就“坐实”给农民或农户。承包这种使用权权有没有年限？似乎也是有的。原来说是30年，后来说是“长期不变”。多少年才算“长期”？没有人正面回答，留给后世的“聪明人”去解决吧！我们这一代只要明确流转的都是“使用权”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使用权在看得见的未来（长期），是不会发生变动的。

所有的这一切土地制度的变迁，其最根本的动力，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的朴素愿望。而这种愿望的实现，经过共产党人近30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不但产品及其价格要市场化；其必然的逻辑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资源，也早早晚晚的要市场化。这就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之真正用意所在。

至于确立这一理论命题的另一层用意，是说政府和市场尽管是一个市场经济统一体内不可或缺的双方，但其地位和作用，绝对不是半斤对八两的“平手”。市场是在“基础性”之上更为强调的“决定性”，而政府则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针对市场不足而需要“更好发挥”的补充和调控作用。政府固然必不可少，但其合理存在的唯一理由，却恰恰在于市场自发力量可能产生的缺陷，以及人们对打造和完善“理性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回到郑先生的文论上来，我以为他通篇的阐述，正是贯彻了这样一种对土地、对土地制度、对土地管理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认知。譬如他对新型城镇化思路中城市土地管理的三句话——“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调整结构”的解读。这些话虽然是“永恒的真理”，但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有效实现？有两种路径摆在我们的面前：一种是靠政府的规划、计划、指标和督查、处罚；还有一种是靠市场的交易、价格、秩序和督查、处罚。两种路子都会有立法和执法，但前一种是基于主观的规划和计划，而后一种则是基于客观的交易和价格。两种路径，两种结果。

后一种难道就没有政府的作用了吗？有，当然有，而且是一种“高级有”——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力透纸背。首先，规范的要素市场是怎么来的？当然是要由政府来出面搭建。其次，合理的市场价格是怎么来的？当然是要由政府来放开交易。再次，健康的市场秩序又是怎么来的？当然还是要由政府来立法执法。市场离得开政府吗？当然离不开！但这不等于其中的成交和价格要由政府来定，更不是政府来充当交易的一方和主体。

为此，郑先生特意在文论结尾时告诫人们：“目前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要研究在市场配置下，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什么事情由政府干，什么事儿不要干，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从研究的起始点，就要想方设法跳出部门利益的羁绊，“不要国土部门搞个研究小组关起门来研究，要全社会一起讨论、研究，才能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再根据大家的共识，修改法律，这样新型城镇化，新型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够完成。”这些话，虽然都是像唠家常似的，绝对的口语化，但不妨碍他说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共通法则，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大道理。

 背景文章： 郑振源：中国土地改革未能厘清的五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