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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全面深化改革”的共通法则

所有的这一切土地制度的变迁,其最根本的动力,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的朴素愿望。而这种愿望的实现,经过共产党人近30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不但产品及其价格要市场化;其必然的逻辑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资源,也早早晚晚的要市场化。这就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之真正用意所在。

本稿系2014年2月20日的旧文,原刊于《中国城市化》2014年第3期,今在《刘亭随笔》上首发。

 

新土改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阵热议、特别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目前又开始渐渐归于沉寂。正在此时,读到了国家土管局原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的文论,深表赞同。

郑文的标题是:“中国土地改革未能厘清的五个问题”,从财税体制说到户籍制度,再说到土地供给、集体土地和政府定位。我思来想去,其实关键的关键就是一个问题:在土地问题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若何?

对于土地这个“财富他妈”,无论政府和市场,大家都想伸手,都要“说了算”。其实以中国的宪法规定,是没有市场“说了算”的份的。因为土地都是公有的,公有之间划拨就行了,又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二遍事儿?”但中国的公有制还有等级落差的,一个是国家所有,另一个是集体所有,它们之间发生的土地流转,划拨就不够用了,那就需要交易。但交易不限于此,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公有土地不能卖给外国人,那又怎么吸引外资到中国来办厂啊?于是我们又向香港人学习,把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进行拆解,分出一个使用权来。在最终所有权仍然归国有不变的前提下,把使用权在市场上公开地进行出让,一次性收它个40年、50年或70年的地租也即出让金——这买卖不就成交了吗?

究其实,说是学香港,其实中国的农村改革早就趟出这条路子来了——试问“大包干”是什么?不就是最终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嘛!集体土地最终所有权是集体的永远不变,但使用权也即承包权就“坐实”给农民或农户。承包这种使用权权有没有年限?似乎也是有的。原来说是30年,后来说是“长期不变”。多少年才算“长期”?没有人正面回答,留给后世的“聪明人”去解决吧!我们这一代只要明确流转的都是“使用权”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使用权在看得见的未来(长期),是不会发生变动的。

所有的这一切土地制度的变迁,其最根本的动力,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毫无疑问,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的朴素愿望。而这种愿望的实现,经过共产党人近30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不但产品及其价格要市场化;其必然的逻辑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资源,也早早晚晚的要市场化。这就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之真正用意所在。

至于确立这一理论命题的另一层用意,是说政府和市场尽管是一个市场经济统一体内不可或缺的双方,但其地位和作用,绝对不是半斤对八两的“平手”。市场是在“基础性”之上更为强调的“决定性”,而政府则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针对市场不足而需要“更好发挥”的补充和调控作用。政府固然必不可少,但其合理存在的唯一理由,却恰恰在于市场自发力量可能产生的缺陷,以及人们对打造和完善“理性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回到郑先生的文论上来,我以为他通篇的阐述,正是贯彻了这样一种对土地、对土地制度、对土地管理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认知。譬如他对新型城镇化思路中城市土地管理的三句话——“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调整结构”的解读。这些话虽然是“永恒的真理”,但问题在于怎么才能有效实现?有两种路径摆在我们的面前:一种是靠政府的规划、计划、指标和督查、处罚;还有一种是靠市场的交易、价格、秩序和督查、处罚。两种路子都会有立法和执法,但前一种是基于主观的规划和计划,而后一种则是基于客观的交易和价格。两种路径,两种结果。

后一种难道就没有政府的作用了吗?有,当然有,而且是一种“高级有”——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力透纸背。首先,规范的要素市场是怎么来的?当然是要由政府来出面搭建。其次,合理的市场价格是怎么来的?当然是要由政府来放开交易。再次,健康的市场秩序又是怎么来的?当然还是要由政府来立法执法。市场离得开政府吗?当然离不开!但这不等于其中的成交和价格要由政府来定,更不是政府来充当交易的一方和主体。

为此,郑先生特意在文论结尾时告诫人们:“目前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要研究在市场配置下,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什么事情由政府干,什么事儿不要干,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从研究的起始点,就要想方设法跳出部门利益的羁绊,“不要国土部门搞个研究小组关起门来研究,要全社会一起讨论、研究,才能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再根据大家的共识,修改法律,这样新型城镇化,新型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够完成。”这些话,虽然都是像唠家常似的,绝对的口语化,但不妨碍他说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共通法则,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大道理。

 

 背景文章: 郑振源:中国土地改革未能厘清的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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