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在防止和力戒行政化、极端化和单极化的习惯性思维方面有所警醒、有所自觉，那对下一步的稳经济，会不会起点作用、有点好处？我们殷殷期待着……”

2022年4月29日成稿

一季度全国经济运行数据出笼，GDP同比增幅4.8%。尽管不少人士还在说“总体平稳”“比预料的要好”，但和“两会”确定的增长5.5%的年度预期目标相比，差距毕竟是大了一点。如果考虑到3月份数据全面下滑所表征的趋势性变化，经济运行的确面临“超预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形势发展已经变得具有挑战性。

这种短期经济指标的波动，如果放到新一波新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持续的大背景下看待，那就是中央政治局4.29会议所研判的：“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怎么稳经济？各路人士纷纷支招。具体看来，无非是畅通物流、挽救供应链；复工复产、转入正常态；减税降费，保市场主体；宽松货币、积极财政，扩大总需求；放宽管制，一城一策，重振房地产；加码基建，大干快上，强力投资拉动；包括发钱发消费券、送生活必需品，刺激市场需求，等等。这些意见建议都有一定道理，但能否推得出来，力度几何；执行中会不会左顾右盼、变形扭曲；最终能否做到上通下达、形成合力实效？那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一个不确定性，一个不可抗拒力，凡事好像最后都有个托词了：譬如中美竞争、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数字变革……等等。可是我再转念一想，千头万绪，归齐还不都是确定性嘛！大国争霸、地缘冲突，从来都是国际纷争的戏码。据说美国建国242年，只有16、7年没有打仗，大大小小200多场战事，哪有闲着的时候？这次俄乌危机，从一开始的拱火到现在的拖谈（判），乃至会不会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操纵（皮影戏）影人的主杆（脖签）和耍杆（手签），还不都是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至于疫情，放眼人类发展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瘟疫流行那也是“常事”。单从近年来的萨斯、禽流感、埃博拉到这回多次变异的新冠疫情，都不知道肆虐和折腾多少次了。随着上世纪中叶网络信息科技的突破创新和普遍应用，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2016年杭州G20峰会以后，人们在更多以数字化取代传统意义上信息化的同时，正在将数字科技的智能化赋能增值应用，推广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地缘战争的方方面面，日趋精深和极致。

以长期主义的大历史观看待当下的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其实种种具象的不确定中，均是一如既往万变不离其宗的抽象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或可称之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科学理性地进行抽象，恰恰是毛主席爱讲的那个“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的道理。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超越那些具体的稳增长措施，我觉得还需要从决策和执行的思维方式角度，防止和力戒以下种种实际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认知偏差：

一是行政化。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深改”《决定》，已经作出了最透底不过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后的十九大报告，干脆去掉了尾句的“和”字，直接以“逗号”分隔。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体悟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全在于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敬畏和谦卑，那在实践当中，就很可能会将其本末倒置而去舍本逐末。抗疫中对交通物流的随意阻隔和封禁，难道不是层层放大的权力之任性和傲慢吗？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了，不能为了确保自己的不被追责，就拉着大旗当虎皮，一声令下便把个十年、二十年才好不容易形成的物流网络甚至产业链条，切割得七零八落、一盘散沙。法律本来是约束权力的，但权力直接等同于法律，权力运用的本身是否合法或违法，却无人问津了。不断加码的隔离措施，导致了“货到地头死”，酿成了“活人让尿憋死”的怪现象。

二是极端化。政府和市场本来是一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统一体。但在有些人看来，却是“有我没你、你死我活”的生死劫斗争。如果是倾听市场呼声，那就是抹煞政府作用。既然又是“市场决定”，那还要政府作甚？究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来就内在地蕴含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一不可，同时又体现了两方面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和各展所长、各得其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是以经济建设为全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既包括了经济建设，还包括了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但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终究要以经济作为其“现实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也是经济建设中心论的理论依据。而以中国古人的大智慧，最好的状态就是“允执厥中”，或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即搞好政府和市场、抗疫中成本（保经济平稳）和收益（保生命健康）的“动态平衡”。

三是单极化。经济层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社会层面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民众权力和作用的极端化，会导致大民主、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政府权力和作用的极端化，则直接会造成全社会运行的单极化。决策可能会脱离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序单方面作出，而执行中则会盛行“一刀切”和“运动式”，表现为大量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论决策还是执行，民主集中和反馈修正的机制都很难再起到及时纠错的效果。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倡导多极化发展的。美国一国独大包括过往的美苏争霸，都不是安全和稳定的格局。当下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理想境界，则是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都有基于自身权益的充分话语权，而大国、强国包括超级大国，都要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和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多元制衡。包容性发展由包容性增长拓展而来，最早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它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我国在文献表述和重要讲话中使用这一概念，已扩充了多元综合治理的内涵，也即由广义的政府、社会组织和家庭个人，基于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行的公共权力（中央和地方）、法人权利和自然人人权的合理配置和良性互动，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明晰界定和协调平衡。

如果人们在防止和力戒行政化、极端化和单极化的习惯性思维方面有所警醒、有所自觉，那对下一步的稳经济，会不会起点作用、有点好处？我们殷殷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