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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做好“十四五”发展中“人”的大文章的要害,不在于什么花拳绣腿、“政府撒钱”的所谓“人才新政”,也不在于以邻为壑、“恶性竞争”的所谓“抢人大战”,而是老老实实地靠以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为表征的制度创新,或如徐先生在宏文收尾时突出强调和乐观预期的:“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来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
 
 
 
 

 

  【正文】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前夕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8年,毛泽东欣喜于“大跃进”的热潮之中,觉得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于是又说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见《介绍一个合作社》)。”
  
 
  由于当时错估了形势,头脑有点发热(“现在看起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不但没有就拟议中相对稳健的“要有计划地生育”形成决策,还上纲上线地痛批了马寅初老先生的《新人口论》,以致造成后来迫不得已的“紧急刹车”。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重视人的因素和作用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他立足唯物史观的相关解读,也还是站得住脚的:“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解放生产力特别是人的生产力。改革的重大突破,在于农村率先实行了大包干。一个“包产到户”,就把亿万农民种地养猪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多少年来令执政党挠头闹心的温饱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有效解决。接着推而广之的多种形式承包制、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兼职兼薪、留职停薪、进城打工、“官员下海”,投资办厂、破墙开店、地摊经济,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潜在的能动性,活跃了经济生活,更把中国的人口红利发挥到极致,同时还培育了一个数量可观的中等收入阶层,造就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远。从贸易战发端、科技战跟进,包括在台湾、香港、新疆等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政客不断逼近和挑战我们的底线,中美之间的战略纷争愈演愈烈,牵扯范围也愈来愈广。加之年末岁尾的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因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大规模的生产停摆、生活打乱,经济下滑、社会失稳。据世卫组织数据,昨日全球确诊感染病例已破600万之众,而死亡人数亦高达37万,并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尚未见显著收敛的迹象。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十四五”发展,究竟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作出怎样的预测,并相应推出何种的应对组合拳,成为了朝野上下高度关注的焦点。恰在此时,有幸读到了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原司长徐林先生的万字雄文:《“十四五”规划的合理目标与稳经济的主要举措》,真个是洗心革面、脑洞大开,令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限于篇幅,在此仅就人才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入这个角度,谈一点粗浅的研读体会。
 
  在徐先生看来,迫于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的种种压力,“十四五”发展的当务之急,还是如何稳住虽有可能、但仍要花费极大气力加以争取实现的5%~6%的经济增长率。“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看,中国有较大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好的创新激励,延缓因要素(其中包括人口——加注)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
 
 
  为此,他提出的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对策有四条:第一,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中国已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第二,让进城农民工(约2.7亿)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约1亿)落户(“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 ) ,以此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第三,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余热”,以增加国内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第四,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改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虽然在此没有直说取消计划生育,但主张“自主生育”的意思还是有的。
 
  光有数量的补充还不够,还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为此他又提出三条(顺序加上):第五,强化实用性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缓解结构性就业难题。第六,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学以致用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第七,全社会倡导专业和工匠精神,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使不同岗位的专门家和技能型工人农民,都能成为受到尊重和尊敬的职业人士。
 
  数量和质量都有了,但劳动者作为有思想、有追求、有价值观取向的个体而言,还需要有其他一系列因素构成的、足以调动他们创新创业创富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生态环境”。为此他又提出三条(顺序加上):第八,更好地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通过依法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创业者和企业家的长期预期,增强内生动力。第九,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十,创新性地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消除微观基础不稳固和资产配置不安全的隐患。
 
  挂一漏万,据上述不完全的归集,起码有这么十条。我看条条都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有效化解“十四五”发展中“人”的活力不够、动力不足、能力不强的实招、妙招、管用之招。每一项或其中几项,若都能结合相应的改革开放举措,认真地去加以推进和落实,定会在实践中产出巨大的反响,收到惊人的效果。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做好“十四五”发展中“人”的大文章的要害,不在于什么花拳绣腿、“政府撒钱”的所谓“人才新政”,也不在于以邻为壑、“恶性竞争”的所谓“抢人大战”,而是老老实实地靠以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为表征的制度创新,或如徐先生在宏文收尾时突出强调和乐观预期的:“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来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
 
 
成稿于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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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

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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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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