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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13年开始,就在媒体上发声,或给党委政府建议,希望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中,高度关注两大主体形态:一是在沿海和城市,主要是发展以网络数据、智慧应用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二是在山区和乡村,主要是发展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人居业和生态加工业为表征的生态经济。

(上接之一)言归正传,再来讲讲生态经济。2006年,在我们浙江省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山区等欠发达地区的具体发展路径,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先行”。哪“四个先行”呢?首先是“基础设施先行”,要通水、通电、通路、通信。其次是“教育培训先行”,欠发达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是穷了一些,但最大的穷根是在脑子里,就是观念太封闭了,没有脱贫致富的理念和门道,因此要接受教育,要有致富的“冲动”,有思路也才会有出路。再次是(人口的)“内聚外迁先行”,深山的老百姓要“出山”,高山的老百姓要“下山”,即便是不离开家乡的,也要相对集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先行”。要避免“重蹈”沿海发达地区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为前提,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居业、生态加工工业,等等。

我在省发改委接触规划这一块工作,有幸直接参与了两个五年规划《纲要》文本的起草工作。“十一五”规划发布以后,我发现省领导都广泛使用了“四个先行”的提法。当然,生态经济这个概念要是追溯起来,最早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接着本世纪初,美国生态学者布郎,又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他呼吁,我们要把经济原理和生态原理同构,共建一个有利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也即生态经济模式。


现在,我来结合一下浙江的省情和发展实际,讲讲第二个问题:“未来浙江经济的两大主体形态”。我个人理解,广义的生态经济,是一种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统领、生态技术和产业为支撑,生态环境优势为特色的经济形态,也是一种以此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我从2013年开始,就在媒体上发声,或给党委政府建议,希望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未来区域经济发展中,高度关注两大主体形态:一是在沿海和城市,主要是发展以网络数据、智慧应用为核心的信息经济。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全省一季度GDP才7.2%的增速,但是杭州市却高达10.8%, 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一位。为什么?因为杭州的新经济、新动能上来了,极大地替代了日见衰竭的旧经济、旧动能。

二是在山区和乡村,主要是发展以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人居业和生态加工业为表征的生态经济。我们刚才去看的这个余村,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两万五了,原来才七八千,那主要是得益于发展生态经济。

信息经济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只不过是借此机会,再强调一下信息经济发展中的增值应用问题。毛泽东曾经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写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以为这句话堪称毛泽东思想“经典中的经典”。同样道理,在信息经济的发展中,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增值应用才是最为重要的。 过往我对此曾有过多种表述,一开始是笼而统之地说“以信息经济为核心的服务经济”,后来就调整为“以网络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服务经济”,再进一步精准为“以网络数据、智慧应用为核心的信息经济”。

毛泽东是革命理论应用的高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晶。实际上,列宁同样也是“应用的高手”。因为按照马克思原来的想法,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机器大工业高度发达、工人阶级也高度成长以后的国度爆发并取得成功。当时的俄罗斯并没有这个条件。结果列宁来了一个新应用,说是在世界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也可以搞成无产阶级革命,结果攻打冬宫,武装暴动,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

苏式革命成功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教条:中心城市工人阶级集聚度很高,所以能够成事,中国干革命也得照此办理。但毛主席“离经叛道”,他来了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应用,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其实就是农民革命。列宁同志也说,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所以,同样的道理,在信息经济发展中,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增值应用是最最重要的。高精尖的技术作为国力来说,非常重要,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键是应用,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智慧应用。

在生态化的新趋势也是大趋势下,我们要加快发展生态经济。浙江省早在2002年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时候,张德江书记就代表省委提出来建设“三个浙江”。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兼着《浙江经济》杂志社的社长,会前曾连发了三篇署名的卷首语。一篇是“绿色浙江”,一篇是“数字浙江”,一篇是“诚信浙江”(后正式用语为“信用浙江”),都触及了浙江彼时发展的痛点和热点。现在回过头来看,还都很有意义的。然后习书记来了以后,提出“八八战略”,其中就有建设生态省。然后再就是赵洪祝书记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提出建设“‘两富’浙江(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再然后夏宝龙书记在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上提出建设“‘两美’浙江(美丽浙江、美好生活)”,包括以“五水共治”为代表的转型升级组合拳,等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两山论”在我们浙江的大地上,一直被历届省委、省政府所坚定不移地遵循。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工作载体,但哪个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

到了最近的一次省委全会,在对编制省的“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第四部分中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浙江”。再看展开来的表述,“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谋划实施新一轮‘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实现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关于如何推进绿色发展,其中专门有一节叫作“加快发展生态经济”。具体有两条:一条是:“积极推进经济生态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另一条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发挥山水资源和环境优势,促进自然与人文融合、生态与产业对接,培育生态经济新业态。”

 

下面,我就来讲讲所谓的生态经济新业态,或谓狭义的生态经济(广义的生态经济之前已述)。

首先,生态经济新业态之一就是生态农业。所谓的生态农业,就是绿色有机高效农业,好好出产那些本塘的(依托当地特有的水土条件和小气候种养的)、安全的、新鲜的农产品。一斤高山地瓜的卖价,要高出平原地瓜一到二倍以上,这就是生态农业的价值所在。实际上现在的那个高山蔬菜,绝对不是一倍二倍的问题,而是三倍五倍的价格。这还要看你流通和电商的环节是否畅通,特别是你看您卖到哪里?您卖到当地的小集镇,恐怕只有一倍以上;卖到县城,有三倍以上;卖到省城,五倍以上;卖到上海的话,怕是七倍八倍都“挡不住”。还要看卖给谁?卖给“土豪”的话,甚至可以十倍,对不对?就像“999朵玫瑰”过情人节就是“浪费”,而“浪漫的消费,就是浪费”,这是我们顾益康主任生动的“演绎”,太经典了。

其次,生态经济新业态之二就是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业是个大概念,它的涵盖面可宽了去了:休闲运动,养老养生,民俗文化,民宿经济,农家乐,都是大旅游可以包容进去的“物件(产品)”。如果拓展开去,什么体验游,自驾游,探险游,风情游,只要有别于城市的紧绷、喧嚣和污浊,什么样的山水风光、名胜古迹、人情世故、风俗习惯,都可以让生态旅游一网打尽。我们论坛所在的小镇被叫作风情小镇,风情是“风景+性情”,情景交融,人地两宜,那才是旅游的美好境界。

再次,生态经济的新业态之三就是生态人居业,这是我的独创,文责自负。我白纸黑字写下的,《浙江日报》作为党媒,也给我发表了,为此我很感激浙报的思想开放。当然,我的这个讲法在实质内涵上,也肯定是“不逾矩”的。所谓生态人居业,其实就是农村的房地产业。我认为,城乡的房地产市场应该一体化,一体打通。为什么只能城市里有房地产业,农村就没有,不都是一个国家、一个党领导的嘛!日前,我曾看到某党报的文章中闪烁其辞地讲到,现在的农村有八大新业态,其中有一个叫作“用益物权业”。用益物权涉及到物权法,也写入了我们党关于农村改革的最新一个《决定》。但以这样的专有法律用语,来描述一个活生生的业态,未免也太生僻、太别扭了一些。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强的房地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不就是上个世纪末,中央下决心取消城镇福利分房,实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开始的吗?接着我再提一个问题。既然在城市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都可以自由买卖,都可以“三证到位”,那为什么在农村集体共有土地上,也就是农民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怎么就不能转让交易,照样办理大产权呢?

我问的其实是一个逻辑性也是常识性的问题。退一万步说,如果公有制还有含金量之分,那国有制含金量更高。这么“高大上”的国家的土地使用权,都可以70年不等地转让出来,然后建好房子您买了去,给你一张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你该进入市场就进入市场了,为什么这活儿在农村就行不通了呢?没道理啊,对不对?中国人的老话,叫自圆其说。凡是理论,总是要逻辑自洽的。


所以我在自己的文字中写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去楼空”的农居,改造成为“流动生财”的休闲房产、度假房产、养生房产和景观房产呢?对农民财产权的最好保护,就是能令其在市场上可以得到顺畅的“实现”。适应全社会不同人群、每个人不同人生阶段多样化、可变动的居住需求,就是要打通城乡一体的房地产市场,并藉此带动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的加速转化。我这篇文章是在2014年8月份的《浙江日报》上发的,标题就是《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

当然,干成这件利国利民尤其是利农的好事,首先要解放思想,要推进“变法”。古人好像都挺明白的,改革不叫改革叫变法。譬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包括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等。我们相应的那个土地管理法,房地产法的条文不进行修改,那搞生态人居业就是“违法”,所以要强调“变法”,变法就是制度层面比较彻底的改革。

最后,生态经济的新业态之四就是生态加工业。我在这里回避了生态工业的提法。其用意,是有别于那种 “供应大进、销售大出,用工多为外地农民工”的规模制造业。山区和乡村不是不能搞工业,但最好是原料、市场和用工,基本上都能在当地或周边解决。这方面招商引资的总量和规模之合理性,要依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生态资本的流失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加之物流成本、协作配套等市场竞争因素,是放在沿海还是在山区;是放在城市的产业园区,还是放在削峰填谷整出来的那点平地上?还是需要系统考量、慎重决策的。

本文系作者于2016年5月19日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学术论坛(2016)——‘两山’重要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下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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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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