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1176 #新观察系列#

点击阅读：怀念与建议——在3.8《永远的老省长》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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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底的最后一天，如约收到了《永远的老省长》一书。主编之一在其署名文章中写到：“……纪念文集中，有刘亭所撰长文，他说‘追怀老省长既要彰显其人格力量，作为一位政治家，还要突出其思想理论和创新实践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以我与老省长的交集，并没有更多可写的故事。但正是出于上述理念，我写了《老省长与浙江民营经济——浙江做对了什么？》一文。

在我看来，“纪念老省长最好的礼物，莫过于将他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老省长是精心培育浙江民营经济成长的园丁，是照亮民营经济前行的烛光。有的民营企业家带着深厚的感情说起，老省长就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父’。对此，我在心里是认同的。浙江作为全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和标杆地，老省长关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实践真知和理论洞见，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原文较长，拟分数篇编发。这也是我在老省长逝世周年、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之际，送上一份对他深深的景仰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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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0日成稿，后有删减

在当下浙江的语境下，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所谓“老省长”，一般都知道那就是“特指”沈祖伦同志。作为一位1931年出生的浙江宁波人，他早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直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一步步升任本乡本土的浙江省省长。包括后来谢绝到中央工作的机会，甚至婉拒出任浙江省委书记，还有从一线岗位退下来以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一直在他自认为能为浙江老百姓做点实事的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以显赫的官职昭然于世，却以为浙江大众带来的民生福祉和人格力量，长留在浙江人民的心中。在他离开他所挚爱和眷恋的这片土地半年的日子里，我有幸应邀为追思和纪念他写下一点文字，实在是有生之年莫大的荣幸。

老省长是我作为晚辈所尊敬的省领导。我母亲和他是近邻，极为熟稔。尽管我也长年在浙江省政府的综合经济部门工作，但其实和老省长并没有更多的交集。记得九十年代初，我曾有一次受命为其代拟讲话稿，那是由其带队省政府组团前往上海进行学习考察和交流。他在退休之后，一直关心着浙江和国家的发展，并将自己直抒胸臆的意见和建议自费汇集成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们。那时我还遵嘱到他在省府大院的一间普通办公室里，有过一次关于当时省里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汇报。今天来怀念老省长，我只想结合我退休十余年来接触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些体悟谈一个话题：老省长与浙江民营经济。

2021年6月，中央批复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能拿到这块牌子，确实还是要有点“本钱和底气”的。浙江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改开以来已经分别连续22年和38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两个国际化大都市之后。同时反映收入差距的城乡收入比和（省内）地方收入比，也是全国最为均衡的。

这些“本钱和底气”是从哪里来的？那是因为浙江改革开放45年来，做对了一件大事。虽然其中有多重原因，譬如首要的一条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但是从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的实践来看，浙江做对的头等大事，还是坚定不移地发展了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撑起了浙江经济和民生的一片天。多年来国内一直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全国民营经济看浙江，浙江民营经济看温（州）台（州）。”

浙江民营经济的初始发展，缘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浙江传承（宋代）浙东学派“工商皆本、义利并重”人文基因的历史性交汇。但中央大政方针和社会人文基因的结合是否顺畅，是否完美，在中国区域发展的语境下，关键又要取决于地方领导的清醒和明智，取决于他们对民众致富天然合理性的尊重和保护。而老省长，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对老百姓想要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骨子里的期盼”，最感同身受的省领导，这也是他旗帜鲜明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最深厚的情怀所在。

2008年1月25日，《钱江晚报》组织了一场“改革开放30年与解放思想”的座谈会。老省长在会上直言：“所有改革应源自老百姓的利益”。“解放思想的出发点是：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苦难，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注1）”

对此，他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有过一番发自肺腑的内心剖白。1977年，老省长到绍兴县委主持工作。这年冬天，他在听取全县年终分配的情况汇报后，“心情非常沉重（注2）”。全县农民年人均净收入84.2元，扣除口粮、柴草等实物分配和平时的预支，一个农户基本分不到手什么现金，许多农户还要倒挂。“社员一年辛劳盼年终分配，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果！我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老百姓。”“那还是江南鱼米之乡，全国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尚且如此！怎么不令人深思？”“这种情况，农民不找出路怎么行？知道农民苦难的人，怎么不思索？怎么不寻找改革的路？”他曾感慨地说，“要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维护集体经济、公有制立场很坚定的。为什么后来投身改革，就是这么来的。因为知道老百姓苦，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逐步孕育、生发和壮大的过程。对此老省长曾回忆道，恰恰是由于浙江农村改革起步相对较晚，一俟全省家庭联产承包全面推开，便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精力去抓了“农村第二步改革”，也即发展多种经营，推动商品生产，转移农业劳动力到二、三产业上去。浙江省委在1984年初，就提出把推动商品生产大发展作为农村的主要任务。1985年初，又提出发展大规模的商品经济。照老省长自己的说法：“那时，我们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事实上，这为后来浙江乡镇企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注3）。 

（下接之二）

附注：

1、见2008年1月25日，《钱江晚报》对“改革开放30年与解放思想”座谈会的报道。

2、见2008年7月18日，老省长在北京《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上的演讲。

3、见2008年8月28日，老省长在浙江改革开放前期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