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农村和农业开始能够留得住年轻人和大学生时，中国的新一代农民产生了。而他们，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实希望所在。

 大年廿九读到陶舜的这篇醒世之作，当时就许下心愿：一定要在假期里写成一篇专此的评论，才不负他这份厚重的贺礼！动笔之前，又调阅了F4（“Farmer 4）”之一陈统奎的《一席公开课》，对陶文中涉及的“新乡村运动”、“社区营造”、“自然农业”、“有机农业”等概念，进一步增进了感性的认知。

年轻时我曾随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去北大荒农村插过队，大学毕业后也曾出人意料地返回农村创业。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一切最终都归于灰飞烟灭、无功而返了。近年来跟踪研究城市化，但读了、听了他们的宏文和高论之后，别有一番的感慨还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鼓吹城市化，为时已有近20年。但在目睹越来越多的实践偏差以后，我也在考虑新时期的城市化，是否应该会有一些新的背景、新的理念和新的实现形式？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现代发展，越来越便捷的交通和越来越发达的信息，已然对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和路径，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而城市的过度建设和乡村的日趋凋敝，也在向执政者提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质疑：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新型城市化吗？

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包括官方，提出了诸如“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命题和施政方针，但效果皆不尽如人意。撇除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久拖不决在外，那么症结又在哪里呢？按陶文的观点看，在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而不是城市化主体——农民的自主选择；在于“粗暴地将城市与乡村割裂开来，制造简单的二元对立”，而不是在交通和通信已经“互联网”式的一体化背景下，令城乡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在于把农村的人财物统统“走出去”单向发展，而不是“打通乡村走出去和外界走进来的双向通道”；在于“人的城市化”只是农民进城打工或进城定居，而不是“有更多的人上山下乡、回城出城、来去自由”，有更多的资金和知识注入乡村，在提升传统农业的同时，传承乡村的历史风貌和人文精神。

以F4为代表的“新乡村运动”，就是针对这种“实践偏差”应运而生的。他们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新探索：充分意识到交通和信息网络给重塑城乡关系带来的新契机，按照“农民主体、政府扶持；资（金）智（力）注入，农（业）旅（游业）融合；社区营造、乡村更新”的路子，在保护乡土风貌和传承乡村文脉的同时，并内在地统一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重新振兴和繁荣传统的乡村。

这里有两个因素是极为关键的，一个是政府的态度。政府及其部门，要尽快完成城市化发展观的深刻转变。我在15年前曾提出“五个不能”的主张，借以矫正对城市化的种种认识偏差。简单说来，就是“其一，不能脱离市场和民间推动，而单凭政府的意愿和计划来推进城市化。其二，不能脱离各类城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样化的发展，而单纯从大城市或小城镇某一方面的发展来推进城市化。其三，不能脱离“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的提升，而单纯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的层次来推进城市化。其四，不能脱离深化改革和理顺体制，而单纯从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等硬件的角度来推进城市化。其五，不能脱离现代城市文明的普及和社会群体素质的提高，而单纯从物质文明和建设发展等经济的意义上来推进城市化”。

现在看来，“不能以牺牲农村来换取城市的发展，单纯从城市经济的繁荣来推进城市化”，恐怕也是重要的一条。不牺牲农村主要是指三件事：第一，要发展好安全、绿色、有机、品质，生态和经济两方面都可持续的现代农业。第二，农村要保持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田园风光，要有吸引城里人去创意创新、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的生态环境。第三，农村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和血脉，要有乡里乡亲、乡音乡愁，乡村风貌、民俗风情。当然，即便是官员们的观念更新了，“城乡分治”、“土地财政”的体制也得相应改革，否则仍然是无济于事的，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二是企业家的态度。政府顶多不过是创造一个制度的环境。发展的本身，还得要靠企业家带领本乡本土的原住民来“干活”。陈统奎的公开课里就曾谈到，没有外部的资金和智力投入，博学村的改变也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他只是一个媒体人，但他在“新乡村运动”中所办的事情，从筹组理事会监事会到多方筹集资金，从山地自行车赛道建设到园区反哺旧村改造，从大师博物馆引进到返乡大学生论坛操办，都是真正的企业家作为。当农村和农业开始能够留得住年轻人和大学生时，中国的新一代农民产生了。而他们，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实希望所在。

（成文于2015年2月21日，发表于《中国城市化》2015年第3期）

背景文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217/16/6206853_4491798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