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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结构性衰退”下的改革悖论化解#改革杂谈系列三#

【摘要】如何破解“改革悖论”?古往今来,无非两条:一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还有一条是物我两忘、理性光照。

 

“结构性衰退”下的改革悖论化解

正值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专家媒体“一边倒”热议之时,冷不丁读到了许小年大不以为然的文章标题——“改革悖论——我为什么不谈三中全会”,不禁吓了一跳:“这老兄是吃了豹子胆了,竟敢如此不识时务?”

再待展开来读,才知道那是媒体的作秀。其实人家在温商论坛暨中欧EMBA管理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题目本是《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只是最后稍带了一句尖锐一点的议论,媒体就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了。

演讲一开篇,许先生就提出了立论的中心概念:“结构性衰退”。在解读过程中,他把人们通常所说、惯常理解的“衰退”(经济一个季度连续的负增长),定格为“周期性衰退”;同时说明他所强调的结构性衰退,是“经济结构失衡”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我来看,这就如同“产业链”一般,其实是一串因果报应的“冰糖葫芦”: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构;而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构,最终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果。所谓“结构失衡”,无非是“衰退”结果上溯的第一个倒推;再继续推上去,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观念的更新等等,自然而然会一个个接连浮出水面。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问题分析的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其实盖因缺乏这种追根溯源、穷根究底的“因果链”思维,但这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恰恰是与当下热点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在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之间,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体制或谓制度安排问题——方式转变有赖于体制变革,思想观念毕竟要靠运作体制来承载。而过往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说辞——“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许先生演讲的分析框架,先是解读何谓结构性衰退?再是铺陈造成衰退的结构失衡现象,然后分析从表面上看的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到实质性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政多民少”的病根找到了,那对症下药的单子就是全面减税、还民地利,放开资本、破除垄断。但这些举措,对已然“坐大”的政府而言,都是“刨祖坟”的事情,不太容易。说到这里,他提及了“改革悖论”——“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

不能说他的说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悖论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化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自己不也承认中国历史上还有商鞅和邓小平两次堪称“成功的改革”吗?难道他们就没有“改革悖论”?王莽、王安石和光绪帝的改革没有破除悖论,自然没有成功;而悖论若是始终没有被破解,那成功的改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何破解“改革悖论”?古往今来,无非两条:一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常听有人说:“形势比人强”,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华盛顿总统1799年去世,他要求妻子玛莎在去世之后,把他原先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 但是,玛莎在华盛顿走后的第二年就这样做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

华盛顿解放黑奴,固然有很多雄才大略、悲天悯人的解读,但玛莎就此所说的话,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在灭顶之灾来临之际,求生的本能会引导人们趋利避害、弃旧图新。这虽然是被动的选择,但也毕竟是一种破除悖论的动力。

还有一条就是物我两忘、理性光照。记得今年3月我在论及张维迎先生关于既得利益者也能成为改革力量的观点(“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时,我曾讲到“一方面,这符合人类的特性(人是万物之灵、理性动物)。”另一方面,“这也符合我们所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正宗’”。因为列宁就说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这是突破悖论的主动作为,也是改革成功的希望所在。

讲到这里,我以为领导改革的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就显得极端重要了。多年来,我们随意使用了许多概念,但并没有搞懂、搞准确它们的真实涵义,有些命题则缺乏理论必须的严谨。其结果,必然是理解的歧义和思想的混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单一思维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理论,市场化仅限于纯经济领域的狭隘设定,以及对城市化“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误读。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换言之,没有成熟的改革理论,也就没有成功的改革。我们期望在正确理论引领下的中国改革航船,终究能够闯激流、跨深海、涉险滩,抵达胜利的彼岸!

 

 (2013年11月17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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