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实现小康，只要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了。现在要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那就必须要完成动能转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轨道。那顺理成章的，就是要极大调动参与创新活动的那些脑力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内生积极性。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又始于实行“大包干”。什么叫“大包干”？无非三句话：“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前面两句话是刚性的，是法定义务，必须要履行。奥妙全在于第三句话，它是刚性之后巨大的弹性空间：您如果愿意下气力干活，那多劳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多得。承包田不是已经分到您的名下了吗？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卖什么价？您的地盘您做主！

这样一来，就把原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纷繁复杂的农业生产管理关系，高度简单化了，直接调动了亿万一线农民的积极性。别看这三句话简明扼要、易记好懂，好像没什么文化，却一下子叨住了农民干活的命门。这道口子一旦撕开了，您瞧吧：“不用扬鞭自奋蹄”，“小河有水大河满”，还把困扰了执政党几十年的“吃饱饭”问题，轻轻巧巧地就给解决了。现在人们提及农村改革，都说成是很学术化的经营体制改革，譬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和农户双层经营体制之类，但我更愿意把它直接理解为是一场深刻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过去实现小康，只要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了。现在要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那就必须要完成动能转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轨道。那顺理成章的，就是要极大调动参与创新活动的那些脑力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内生积极性。尽管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和高智商的创新活动，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充分调动一线主体内生积极性的道理，却是完全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刘鹤副总理大声疾呼要“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落实好‘军令状’、‘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创新工作者和国家的利益关系怎么理顺？一是什么资金来源，就按原有资金的管理办法“合规”地去办。二是倘若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很顺畅，果然赚了钱，那就按个人所得税法“照章纳税”就是了。完税以后的个人收入再高，也是宪法所规定要保护的合法财产，您尽管放心大胆地拥有。“条条大道通罗马”，您若不平或不服，您就“是骡子是马，出来遛一遛”，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您应得的别人同样也别犯“红眼病”。

创新工作者和集体的利益关系怎么理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事先订立合同，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然后双方自觉履行协议或执行合同。合同订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称，没有一边是国家利益“高大上”、一边是个人私利“低小下”这一说。过去我们多有不把协议合同当回事，最后权力傲慢，秋后算账、片面撕毁，甚至临时起意、兴师问罪的，此风不可长。双方订立的协议、合同，如果事先考虑不周的，不是不可以改变或调整，但要经双方依法律进行平等的协商，达成共识。实在不愿意改变的，一定意义上还真得“难得糊涂”；“心太软，什么事都自己扛”。至于以后如何“吃一堑、长一智”，把下次的协议合同订立得更周全、更公允、更可行一些，那是总结提高的后话了。

“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那剩下的，当然就是创新工作者自己的了。尽管金钱很难和您的创新成果简单“对价”，创新工作者还有其自身求知求新求突破的向往，有其努力创新造福人类的情怀，但无可否认，货币收入毕竟是其成果价值和其个人水平的一个天然尺度。否则，各级组织也不必费神设置那么多七七八八的奖项奖金了。不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出发来提供有效制度供给，那就滑入了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泥潭。

尽管创新活动不是传统劳动的线性放大，但马克思所说复杂劳动（创新活动）是倍加简单劳动的原理，还是站得住脚的。因而对两者在收入分配上拉开一定的差距，也要有足够的认知和敬畏。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总要努力突出主题、化繁为简，去大胆探索和践行“贯彻大包干原则”的分配制度改革。新昌在当下共同富裕的试点中，提出了一个科技人员收入倍增计划，值得去认真调研总结一下。

不但企业要按大包干原则，搞活创新活动工作者的收入分配。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密集、且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创新策源地”的机构和单位，更要打破陈规陋习，按最大限度解放科技和创新生产力的政策导向，放宽不必要的限制，让创新要素更好地结合国民经济主战场以大展宏图，也藉此大幅提高创新工作者的收入。

当年改开之初，浙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些个纺织厂是怎样火红起来的？还不是靠大上海体制内的“星期日工程师”，手把手的点拨和指教！现在大量民营企业的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和品质再造，说到底还是得靠人才的活化和政策的开放。不分青红皂白的“国有资产流失”大棒，再来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动辄得咎且人人自危，科技生产力又怎么解放？现在科技人员普遍反映整日为费用报销所累，大量精力用于符合这方面的“条条框框”，就连总书记和总理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似乎也收效甚微。那浙江在这方面，又能不能遵循“大包干”的原则，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推出一些实质性破题的改革举措呢？

——2021年12月25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