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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共同富裕和城市化(上篇)——共同富裕系列杂谈22

“有幸作为嘉宾,在6月26日接受了《新华财经会客厅》关于共同富裕和城市化主题的视频采访。感谢记者和编导们的精心加工制作,采访内容于8月17日在第一季“浙江‘两个先行’奋斗者说”中播发。毕竟是主流媒体、大平台,上线便获得了170余万的阅读量,为自己一向以来的网络文字所望尘莫及。现将此前准备的原始文案,分上下两篇发布如下,以为留存。”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明确提出了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为什么现在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嘉宾:共同富裕的提出确实由来已久。远的如孔夫子描摹的大同社会、十九世纪初以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起码从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就一直是小平同志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现在把它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是因为我们经过40多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很好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国家也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下一步进入的新发展阶段,主要是接续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社会,应当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的合理化问题,也有能力有条件来更好解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在实行市场经济、极大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财富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由于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未到位,加上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视不够,工作的力度也不够大,致使出现了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偏低且不同人群的差距较大等问题,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基本民生领域供需缺口扩大,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焦虑,这都需要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三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先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三面红旗,这些都是奔着尽快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去的。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足,一段时间犯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加之十年文革的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普遍贫穷”的问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有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走出一条现实主义的可行道路。如何在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内源内生积极性的同时,通过端正发展观、完善制度安排、矫正行为偏差、收敛贫富差距等努力,既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又能使全体人民合理分享发展的成果,为国家赢得长治久安,为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任务。现在把共同富裕突出地提出来,也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较好地解决这个人类社会世纪性的难题,以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正确管用和现实主义的新路来。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请问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嘉宾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里的“人”,虽说也具有泛指的意义,但更主要的是特指已然卷入城镇化进程的那部分农村人口。我国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脱离世世代代生活和劳作的乡村,进入到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并稳定地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

这部分人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准确提法,叫作是“农业转移人口”。他们将通过城镇化的洗礼,完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转变,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我国现有农民工约2.6亿人,加上其随迁和赡养的人口,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虽然他们通过钟摆式的“打工”,增加了不少现金收入,但由于定居在城市的问题未能获得根本性的解决,他们生活的稳定性还是很不理想的。俗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由于缺乏累积的教育培训,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一些脏险苦累的活计,缺乏完善的工伤、医疗和养老的保障,年老以后还不得不回到老家度过余生。

大家知道,无论是从产业分工、就业群体还是从空间地域,“三农”都是共同富裕的“短板”。我们必须摒弃“城乡对立、城乡分割”的习惯性思维,去除“就城论城、就乡论乡”的单一性思维,来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出路。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明的:要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

从“以人为核心”的角度来对城镇化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那就要把城镇化更多地理解为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并进一步精准地锁定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而在一下子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时候,起码要像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需要做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常住人口是一个比城市户籍人口宽大得多的口径,它包括了户籍不在城市本地,但已在城市稳定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而农民工,正好构成了除城市户籍人口以外的常住人口的主体。

通过户籍、土地和社保制度的配套改革,使得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能充分地就业和安居、稳得住、富得起,顺畅地完成市民化的任务,那就解决了一大块农民群体的稳定致富问题,而且是带上子孙后代的根本性解决。所以说,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特别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更多的农村人口市民化以后,农村留下来的农民其人均占有资源量将大为增加,这将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或引入工商资本推行产业化经营。这样一来,就将极大地有助于“三农”这一共富短板的拉长甚至是“根治”。

(接下篇)

——2022年6月26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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