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日成稿
 

文明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思想和行为的“厚积薄发”，生态文明则更有一篇三重奏响的华彩乐章。第一重奏是生态环境的价值化。其产权归属的明晰化，价值交易的规范化，包括“庇古税”、碳税和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等，皆出于此。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成千上万倍的提高，生态文明进入到了第二重奏，也即出于对未来人类生存发展前景的担忧，从而内生出对当前经济开发和生态损害行为的自我约束。从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到联合国环发大会“可持续发展”共识的形成，莫不如此。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态文明已奏响第三重奏——不再把人类仅看作是大自然单一的开发者和利用者，而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平等一份子，自觉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以上理论抽象的三重认知，虽次第演进、不断升华，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在现实发展场景中，不能奏响一曲并行不悖、厚重丰富的三重乐章。为此，既要建立一个保障产权明晰和交易公平的现代市场体系，又要健全完善的法治。而践行生态伦理，则更需要广泛的公民大众参与和社会组织发育。

浙江的环境问题，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已取得巨大进展，但未来可持续发展前景仍然令人担忧。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并非出自人们的内生自觉和公平的制度规范，而总是靠运动式、行政化的方式“层层加码”“考核督查”，满足于“治标不治本”，停留在“要我抓”而不是“我要抓”的层面上，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不适当地压抑正常经济增长的现象，结果也会进一步因经济下行、收入减少而难以达成下一阶段营建生态环境的奋斗目标。

联系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建议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毕竟污染的大头，是“生产出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工厂”桂冠，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不能承受之重”。我历来反对笼统地强调制造业在浙江GDP中的占比，而主张要更多关注和解决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制造业？不有效推进浙江制造的数智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服务化（“微笑曲线”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组织化（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和国际化进程，浙江的制造业不但难以做强，相应地浙江之环境问题，也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