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一资源”。明知道惟有将国家的发展切实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才是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但对创新人才的遍地崛起、其聪明才智的充分涌流，却难以提供足够宽松和包容的环境，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2024年5月3日成稿

节日里有空，找出之前来不及细读的网文再来咀嚼一下，非常受益。2月底，在《财经头条》上看到著名经济学家华生的一篇文字，内容是以他亲身的经历，呼吁创新需要宽松和包容之外部环境的。但不知小编怎么想的，居然截取出文中一句相对比较敏感的话，起名叫“权力的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资本的无序扩张。”虽然标题并没有确切地反映出华生先生所要表明的主题，但或许这样一来，足可以起到“吸引眼球”的作用。

因为华生没有多讲道理，摆的全是他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实例，因而令人信服，也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人才成长的土壤问题。其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混沌初始，人和人的差别真没有多大的。成年以后的霄壤之分和云泥之别，都在于后天的学习和实践。

如果再深究下去，在校的学习，尤其是进入大学校门之前的学习，基本上也就是通过一个模板去“套刻”出来的，本没有二致。但为什么以后就如此殊异了呢？这中间，高考所选的专业和就业可去的职位，或许对成才与否，有一定的关联。但如果是将某个人，再放入他后来所在的群体中去进行比较，那就会发现，人们还是通过又一个模板去“套刻”出来的。专业的选择和职业的“高就”，或许在和上一个群体去做比较时才有点意思，然而并不能说明最后成才的原因。

成才对于大器晚成的人来说，或许可以说是他一生韧性奋斗的结果。但对于普遍的年轻人而言，在那个“八九点钟的太阳”阶段，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包括如饥似渴的好奇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按耐不住的进取性，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宽松和包容的外部环境，他们就会向阳而生、迎风怒放。

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好的苗子不一定就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像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萨姆·奥尔特曼这几个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创新奇才，甚至无一例外都是半路辍学的“家伙”。华生也连续举了好几个自己的例子：如何默写英文单词只写出了一半，而被招进了恢复高考后78级的马列师资班；如何读研时期临时替代导师开会，和主持会议的部委领导当面争辩说理，而未遭冷遇和排斥；如何在国家作出“国有股、法人股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减持”决定后，公开发文加以批评，而未被认为是“冒犯”并加以“追究”；如何在“宝万之争”中，违反独董不作为不吭气的“潜规则”，在董事会上投票否决了大股东意愿，并在《上海证券报》上连续发表六七篇长文，挑起了一场大争论。“尽管后来不幸一语成谶，但当时则遭到集体围攻。”包括“前些年在民营经济受到怀疑，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众矢之的时”，他“则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强调，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全是仰赖于宽松和包容的环境氛围，他还可以轻松地说话，还可以自由地做研究，包括还可以为值得肯定支持和应予修正完善的事物，发出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的声音。

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比较好说，一般扯不到政治立场和民族大义。但也不尽然，因为支持日心说和宇宙无限论冒犯了神权，布鲁诺照样被罗马教廷在鲜花广场上活活烧死。而在当下自动无人驾驶领域，是采用华为的技术路线，还是开放马斯克的FSD落地，在有些人的争论中，已然都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大非”，还由得您开口“在技言技”吗？

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更加敏感了。政治学自然毋庸多说，连经济学也会因东西方之别而讳莫如深。市场经济当然是来自于西方，但我们党认可了那就比较好办。譬如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来自于西方的思想家，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有人觉得市场经济比较危险，于是宁可用“社会主义人民经济”来取而代之。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场“高水平的重复建设”。

何谓此地的“重复建设”？即名词概念的翻来倒去、“同义反复”。明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字，已然内在地包括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创新创业、人民共同富裕等价值取向及制度规定，又何必再去叠加一个“人民”来格外加以重申和强调呢？其实在20大之前非要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新命题，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和之前请民营经济“离场”一样，要请市场经济“离场”。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市场经济的背景和舞台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民营经济的角色和表演呢？

毛主席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要求全党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解决的办法无非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最后，毛泽东还有一句总结的话：“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都要围绕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了那种将敌我矛盾上升为发展“总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辟了改革、开放和健康发展的新时代。提出“两类矛盾”学说那时，国家对法治还缺乏足够的认知。在经历和总结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以后，我们已然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那提供“法无禁止即可行”“权无授予不可行”的宽松和包容之环境，应当是更便于践行的一桩事情。创造和维护这种环境，尤其是在当前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毫无疑问仍然还是我们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以共识促同心协力、共同奋斗，赢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最坚实基础。

事在人为，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第一资源”。明知道惟有将国家的发展切实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才是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但对创新人才的遍地崛起、其聪明才智的充分涌流，却难以提供足够宽松和包容的环境，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闲说了一大圈子，我们可以重复一下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但到最后，我还是想引用华生原文的篇尾语做结：“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创新，关键在于领军人物，领军人物一定要是人才，最好是天才，否则‘（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但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才的子女通常就不再是天才，天才也经常并不产生于名校。特别是天才不是全才，往往特立独行，乃至言行怪僻，不招人待见。

据说当年拉普拉斯提出太阳系的星云起源假说，其时所向披靡的拿破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到它的创造者（上帝）呢？拉普拉斯自负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可见天才往往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因此宽容才能有利于天才或天赋高的人产生、冒头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