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写了《经济工作的大忌之三：虚》，这个月再来划拉一篇关于“躁动”的“躁”的。

查了一下字典，“躁”的释义是“性急，不冷静”。这本身没啥问题，但和我之前曾经写过的“急”等几个字联系起来看，躁就有了“比较级”的意义。有如“急躁”，不是一般的“急”，而是“孩子掉井火上房”的“急”，扯着喉咙拉下脸干架似的“急”。又如“浮躁”，不是一般的“浮”，而是引致重大损失的、甚至是造成千万人死亡的“浮”。再如“暴”，也不是一般的性子“火爆”，而是类似于精神疾病中随时要出意外状况的“狂躁症”了。

“躁”的外在表象是不冷静，其实内在核心是不理性。理性和感性相对应，本都是些中性的词汇，无所谓高下好坏的。但凡事就怕“过”——过犹不及。或像革命导师列宁所言：“有时向真理的方向再多迈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躁”不是小“过”了一点，而是大“过”了一片。也就是说，小“过”是曲折性的损失，大“过”是颠覆性的破坏。到了大“过”的地步，事物的性质往往就起了变化。俗话说从量变和质变，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譬如急躁。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心思人人都有，但急到朝令夕改、恣意妄为，就会酿成大祸。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后，全国搞了大规模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且以法律的形式昭告天下，依法而行，这就很好。后来因为天灾病业，弄不好农民要卖地救急，于是便希望“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这也没错。但是你不要“急”啊：今天互助组，明天就成了合作社；今天初级社，明天就成了高级社；今天是集体经济，明天就成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了。说到底，新中国建国以后长期存在的缺吃少穿、凭票供应问题，就是我们在“三农”政策上，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急躁冒进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短短十年间，我们就成功地解决了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玄奥，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地治理了一下“三农”政策的急躁病。“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个农业“大包干”，把种地卖收的权力，都还给了农民及其家庭：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卖多少价？都交由市场主体去说了算，这不就结了嘛！

又譬如浮躁。既然都不想当“小脚女人”，那就大步向着奋斗目标奔呗！可是目标已然定高了，达不到怎么办？那只有浮夸造假、自欺欺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出来了，不认为是利令智昏、匪夷所思，反当作是雄心壮志、豪气干云。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是十几万斤的“卫星”送上天了，不认为是缺乏常识、丧失理智，反当作是人间壮举、世界奇迹！

改革开放以后也不过十多年，我们就成功地解决了我们的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也没有多大的玄奥，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地治理了一下经济理论的浮躁病：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确立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并由此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和前提之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党全民人心思变，奋发进取，也就不过三十来年，人民生活和城乡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譬如暴躁。自然科学和经济理论中的反科学、反规律，如若同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相结合，便会造成惨绝人寰的社会悲剧。最初源于对“苏修”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们确立了“反修防修”的“千年大计”，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悠悠十年间，在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几乎所有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派”、“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之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竟已成了国际社会“弃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信念塌方、人人自危。所谓的革命，也就成了一场自毁长城、一地鸡毛的“内乱”。

改革开放以后也不过是十多年，我们就成功地解决了我们的政治方向问题。这其中更没有多大的玄奥，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地治理了一下思想理论的暴躁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思想解放热潮，不但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守住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还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观。也就不过四十来年，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无可替代的参与治理者。

无论急躁、浮躁还是暴躁，凡事到了“躁”的地步，毛病就生成了，祸害就开始了。躁动不是别的，就是盲动、妄动甚至是“反动”。治疗躁动症的济世良方，究其实都没有多大的玄奥，无非“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们的国家今后要走得稳、走得好，不躁动、不折腾，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链接阅读：

刘亭：经济工作的大忌之一：急

刘亭：经济工作的大忌之二：假

   刘亭：经济工作的大忌之三：虚

——成稿于201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