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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亭:浙江做对了什么?(上)

浙江做对了什么?首先,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到了坚定不移地尊重和保护民众致富的天然合理性。其次,是我们顺理成章地激活和推动了浙江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最后,是民众和政府形成合力,共同造就了四个具有特色竞争优势的主体性经济形态:第一个是激活内源内生动力的叫民营经济;第二个是依托绿水青山转化的叫生态经济;第三个是面向未来科技成功应用的叫数智经济(数字信息科技+智能智慧应用,简称“数智”);第四个就是很好兼顾“健康发展”和“精神富有”的叫人文经济。

首先要感谢新昌的盛情邀请,让我能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同时,还要感谢新昌聘我为共富智库的专家。

今天来讲的内容,原本是“命题作文”:“发展民营经济和缩小收入差距”。后来我还是把题目微调了一下,改为《民营经济和共同富裕》,这样或许可以讲得集中一点、超脱一点。主要讲“浙江凭什么拿到了‘高发共富’的金字招牌 ?”我们做对了什么?又为什么对了?再有时间,简单说几句 “浙江怎么干才能实现‘高发共富’? ” 

“高发共富”是我“发明的词儿”,不是什么规范用语。“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内核是中央定的,但叫法想简化一下。

那么,我们是凭什么拿到了“高发共富”的金字招牌的?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确实还有点“本钱和底气”。我在这里列了一些数据,但是这和刚才毛省长发给我的、他在安吉论坛上的课件相比,可是要差得远了。数据很多,我们只要记住几个最关键的就行了。共同富裕首先得富裕,浙江富起来也要靠赶超式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只是全国的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GDP总量排第十二位,人均GDP因为浙江人多地少,那更差一点,排第十四位。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排在了第四位。人均GDP去年刚掉成了第五位:福建和我们常住人口的人均GDP都超过了11万元。但人家仅仅是多了56块钱,就升为了第四位,那也是必须得承认的。两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浙江新增人口1014万,排全国第二位;福建新增464万,排全国第六位,但毕竟不到我们的一半,因此我们保人均GDP位次的压力很大。原来江苏也在我们之后,现在不但江苏、连福建都赶上来了。下一步我们建设高质共富示范区,要努力再撵上去。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老百姓的收入了。我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了。一个是年头这么多,第二个是连续不断,这的确不大容易。什么叫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里的意思,是把直辖市给排除在外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要有可比性。实际上,像重庆这样的新直辖市,跟我们的省区也差不多,无非是小一点。主要的还是三个老直辖市——京津沪,要有所区分。他们那是叫城市经济,我们这是叫省域经济。城市经济的农村,准确地是叫“郊区”。不像我们各省区,都有一个广大的农村地域,都有一个众多的农村人口,这个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同口径的去和各省区相比,是排在第一位的。要是把北京、上海拿进来,我们只能排老三了。目前天津还赶不上浙江,重庆就更赶不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城乡收入比较均衡。我们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是1.96:1,是全国最低的。全国是2.56:1,有些省份则在3:1以上。

那么,我们是哪来这些“本钱和底气”的呢?那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42年来,做对了一件大事。发展虽然有多重原因,譬如改革开放的政策好,等等。但是从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的实践来看,浙江做对的头等大事,还是坚定不移地发展了民营经济。原因多头,但我认为第一位的,还就是发展民营经济。正好新昌给我出的题目也是要讲民营经济,所以我就围绕着民营经济和共同富裕的话题,多说上几句。

浙江做对了什么?首先,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做到了坚定不移地尊重和保护民众致富的天然合理性。追溯起来的话,那就和浙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浙东学派有关。浙东学派出在宋朝,是个庞杂的体系。但我理解最主要的是两句话,叫作“工商皆本、义利并重”。毛主席讲明清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早在宋代浙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的萌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从来都是“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商排在末位,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但浙东学派主张的,却是“工商皆本”。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这个认知,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也代表着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大方向。另外就是“义利并重”,那时候正统讲的都是“仁义礼智信”,没有利字这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是“义利并重”,实际上还有点闪烁其词、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意恐怕就是“利字当头”。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
 

这些历史文化基因,一遇上放权、松绑、搞活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便立马转化为浙江人创新创业财富的大胆实践。对此,真要感谢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开明领导”,对于老百姓这种勤劳致富的冲动,有着足够的包容。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市场经济的先驱,温州一开始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八大王”投机倒把罪——抓起来七个,还有一个在逃。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受命处理此案。结果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后,认为是抓错了,不该抓。他反过来给省委报告,“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进行了逐一复查,还要求彻底平反。现在回过头看,会觉得不可思议:长途贩运,搞活经济,怎么就成了投机倒把罪了?但当时确有一种舆论,要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那你就去温州看看。袁芳烈这样“挽狂澜于既倒”,该是顶住了多大的政治压力!

同样开明的领导还有,包括义乌的书记谢高华。老百姓为生活所迫,沿街摆摊叫卖,做点小买卖,政府就上去驱赶、收缴。最后遇上一个小商贩冯爱倩胆子足够大,当面就要和谢高华理论。谢书记把她请来办公室,耐心倾听了她的呼喊和诉求。接着又“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4个月”。最后发布了“一号通告”,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没有谢高华当年的担当,怎么会有义乌今天国际小商品城的辉煌?

其次,在我们认同了“百姓致富”的天然合理性之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激活和推动了浙江省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2008年3月4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是怎么发生的》。由头是浙江省的老省长沈祖伦,在当时的《钱江晚报》人文版上,有一篇对他的访谈。文章的标题是:《所有改革应源自老百姓的利益》。

改革怎么发生的?是因为老百姓要摆脱贫困,要改变自己的境况,要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推动改革最真实、最深厚的源泉所在。下面几句,都是我在文章中引用的老省长的原话:“解放思想的出发点是: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苦难,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我觉得他的的这些话,讲得真是透底,也讲到了极致。

浙江做对了什么?就是顺应人民群众要求过上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去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为了解放生产力,为百姓致富提供合法性,那就要对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进行改革。致富要发展,发展要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共富,浙江做对的,就在于走出了这么一条达致共同富裕的现实主义道路。

可不要小看了“现实主义”这四个字。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自打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为此而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礼记》里早有了“天下大同”一说,《孟子》也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境界。一直到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哪次农民起义不是喊着“均贫富”的口号。包括19世纪初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搞的社会主义的试验,也都是散尽家财,为的也是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社会。就连新中国建国以后搞的土地革命、“三大改造”、包括后来的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吃大食堂,都反映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美好愿景的冲动。但最后这些努力为什么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呢?说到底,还是一定程度上,滑入了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的陷阱,没有找到并走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最后,浙江这些年来做对了的事情,就是民众和政府,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党委、人大等在内,形成合力,共同造就了四个具有特色竞争优势的主体性经济形态

第一个是激活内源内生动力的叫民营经济第二个是依托绿水青山转化的叫生态经济。包括四个具体的业态:生态农业、生态旅居业、生态加工业,还有就是生态知识创造业譬如遂昌县的“天工之城”、简称生态知创业。第三个是面向未来科技成功应用的叫数智经济(数字信息科技+智能智慧应用,简称“数智”)。毛省长是省里智能制造专家委的主任,他从推动新昌的科技创新开始,一直到工业互联网,把我们的轴承等一个个行业,推上智能制造的轨道。浙江最近10年来的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数智化转型居功至伟。第四个就是很好兼顾“健康发展”和“精神富有”的叫人文经济

关于“健康发展”,我在这里讲个花絮。记得2020年的5月底,我参加了一个温州的“十四五”规划思路的咨询讨论会。通篇看完文本以后,我说温州不是早就提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这“两个健康”吗?为什么在你们的思路稿当中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就跟我说,听说上面有人说这个提法不好,不要提了。我问是谁说的?他面露难色,就说我们不说是谁了。我在随后的发言中就讲,你们知道这叫做什么吗?两句话:一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有一句是“守着金饭碗讨饭吃”。温州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先发的民营经济。当然,民营经济早期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再有缺点,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您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提高它,促进它的健康成长,这才是“正理”,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于是我有感而发,从那次会议以后,开始就“十四五”规划这一主题,在我个人公众号《刘亭随笔》上开辟专题“系列杂谈”。大概前前后后,写了有十多篇述评。“十四五”规划大功告成,我也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但是打头的第一篇,就是写的这件事。当时的文题,就叫作《真听、真信、真干——“十四五”杂谈之一(公号文总876,20200601发布)》。

后来我感到很欣慰的,是中央五中全会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明明白白地讲了“两个健康”。所以我就不知道温州同志所谓的那个“上面”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事实证明,有些事情真还要独立思考,千万不要 “听风就是雨”。发展民营经济特别符合浙江实际,不但过去要讲,今后更要大讲而特讲,还要多讲“健康发展”。《建议》的说法和浙江在文字上的表述略有不同,是说“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但其实就是一回事。

还有“精神富有”。我们浙江省委有前瞻性,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建设“两富浙江”:物质富裕+精神富有。随后又讲了 “两美浙江”:美丽浙江+美好生活。“两富两美”早都说过了,开句玩笑话,由此可见地方党委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完全可以引领潮流。

在这四张金名片当中,我觉得重中为重、基中为基的,还是民营经济,因为这涉及到主体、涉及到内生,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东西。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上世纪90年代到我们浙江来考察,走时他发表了一番感慨,说“浙江是真富、民富、不露富”。浙江的数据,总的来看比较靠谱;浙江的老百姓比较富,而政府比较“穷”。当时浙江在北京就没有什么“大厦”,不像有的省虽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但以省冠名的大厦早就有了。浙江是后来收购了一个烂尾楼,然后变成了“浙江大厦”。我记得习书记刚来浙江时任代省长,发计委作为省级部门第一个去他那里汇报。办公室在省府一号楼中间,很小很局促的。原来或可说是“不露富”,但自从90年代末,浙江也就“窗户纸吹喇叭——名声在外”了。“不露富”是做不到了。真的富起来,总是要被人家关注的。

本文系作者9月22日下午在“科技引领 改革赋能”新昌县共同富裕专题研讨会《民营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演讲实录(上)

    (下接《浙江为什么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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