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杂谈系列#总1237 

“去年曾以《“十五五”杂谈》为名目，发过5篇随笔，在此基础上，这阵子再结合徐林先生的一篇3万多字的长文，谈点个人的研读体会。这是之五……”

 2025年7月7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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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编辑室与徐林先生对谈的第7题，聚焦在如何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徐林在充分肯定“目前中国总体上已经是全球性数一数二的创新大国”以后，对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创新的功能和作用，从“需要改进的空间”以及“需要付出努力”的角度，提出了三条建议，可谓是“句句咬木头”，精准而深刻。

首先，是在“构建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上一定要在新字上多做文章。”这话说得委婉，但懂的人都懂。上个世纪60、70年代搞的“二弹一星”，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多少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这些重大科技创新，背后都有国家的战略决策和资源的高度集中，包括个人的极限付出，以及高尚的家国情怀支撑，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当下只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和参与者的精神力量，也可以很好驱动科技创新；甚至用重点代替一般，将此泛化到涉及市场和民生的一切领域。

究其实，普遍的科技创新，是由并不那么“高大上”的求知欲、好奇心所驱动的。国家基于宏观和长远战略考量的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无疑还要由国家来组织投入和统筹。但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者个体，谁都无法抽离现实的谋生需要。他们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或来自于创新成果的市场对价，或来自于国家体制的特定安排。但深究下去，后者这种安排的底层逻辑，还是来自于科技成果对于国家整体和长远发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于公于私来说，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的纯粹创新活动是否有存在？结论当然是肯定的。但那只限于极少数人、极个别情况，它们并不能成为制定科技创新公共政策的起点和归宿。即便是创新者具有探索人类科技文明的使命感，就其个人而言，可以不在乎名利的得失；但只要是一项事业，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需要有团队和创新链的协同，那就只能在创新活动中贯彻市场经济物质利益和等价交换的通行法则。据此徐林提出的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都值得高度重视，着力加以解决，而不能因为认知局限，“年复一年、山河依旧。”

其次，“是政府要重点完善创新生态的建设。”这就把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应该干的事情讲明白了。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上层建筑，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的意义上来说，政府公共服务中的核心，其实是对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公共管理。政府是否要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服务和管理，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具体管什么，怎么管，却大有讲究。

徐林在政府应着重“完善创新生态的建设”大前提下，对安排好政府科技投入、科技教育人才一体改革、营造宽松科研学术氛围、建设和运营好公共科研设施和平台、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和政策供给、优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国际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我觉得多年来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些原则和做法，应当坚持下去或恢复起来，譬如说“管办分离”。不要一说某项工作重要，马上就想到去争资金、建机构、配人员，自己搞出一大堆的“人吃马喂”，却未见得有什么像模像样的好成果出来。政府部门可以明导向、补资金，立规矩、查“违章”，搞评比，树典型，但就是不要自己“下场干”，或只让体制内的“自己人”干。这就像交警下面自己又办了个运输公司，那别人怎么参与公平竞争，你又怎么公平执法？

周其仁教授一再讲到“创新浓度”。前不久还听王坚院士提及创新活动的跨界但又相对集中的“融合度”。在如今知识、技术和产业创新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没有基于市场交易的柔性人才管理和灵活收入分配制度，这实实在在的创新活动又怎么能组织得起来，而且高效运作，最后“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这方面如果还是局限于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和立足于“管制”的条条框框，那科技创新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就无从生发，也根本不可以想象。

最后，“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和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作用。”这又触及了一条创新活动的常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本钱是无法搞创新的。而这本钱，只能是伴随着科技创新活动而兴起的风险投资。目前从中央到各地方，都有不少国有投资机构，活跃于各个科技创新领域，但我总体上是不太看好。风险投资投的项目尽管风险很大，但应当都是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们体制内的投资机构，往往都是“官员抱着救生圈下海”，其身家性命要不以“不犯错”为前提，要不以可考核的政绩为“敲门砖”，因此，很难做到经营“耐心资本”的“风淡云轻、气定神闲”。不是他们不想干好、或是没有能力干好风投的事业，但现有的人事制度，很难让他们成为这方面合格的专业人士。

总体而言，在现有政府和市场关系未作大的优化和调整的情况下，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基本上不太可能成为所谓的“耐心资本”。一是政府的权力进入到产业投资领域，很难戒除“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也很难改变现有相当普遍存在的脱险避责心理干扰；二是基于无法提供一个“责权利”相匹配的运作机制，因而也很难产生内源内生的投好管好风险资本的动力；三是行政化色彩较浓的用人和管钱制度，和风险投资市场化运作内生的“耐心”性质，是难以达成较好协调的。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凭借和依托，科技创新活动中要高度重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议对现有政府风险投资，采取“收缩战线”的策略，不要因为从根本上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而最终造成较大损失。政府最好还是遵循“管办分离”的原则，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府回归营造创新环境的本分上，将自己的精力更好用于打造健康的资本市场，调动全社会投资主体踊跃且规范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上面，而把风险投资的运作，更多归还给市场及其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