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依城市国有土地制度“两权分离”，“所有权征税，使用权入市”改革的“大葫芦”，画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改革的“小瓢”，切实打通农地承包经营权或其他使用权（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自愿、依法、有偿”的流转，那又如何？

吴敬琏关于农地改革的演讲报道，在网上一时间铺天盖地，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吴是国师级专家，对高层决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总算找到了一篇吴老先生演讲的全文记录稿，但申明“未经本人审阅”。权且相信之吧，若本人有所澄清，当以正式认可的为准。

他从去年11月两办的文件（《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讲起，谈了自己对文中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命题的理解。但看来看去，倒觉得他讲的哪是什么“三权”，根本就是“两权”：一是最终所有权，一是承包经营权。前者类似历史上“江南地带”人们所说的“田地权”，后者则被叫作“田面权”。或者套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田地权是取得绝对地租的权利，田面权则是取得其它地租的权利。而绝对地租是“从所有权垄断所取得的收入”，其它地租则是“用经营垄断所取得的收入”。

请注意，老人家先是申明，“三权分置”是他认可的“解决争议达到共识的一种方式”。然后，再慢慢地将其归于两权的。我理解他的本意是，“两权”和“三权”是相通的，但或许比“三权”更直白、更透底。农民承包的是什么嘛？不就是农地最终所有权当中抽离出来、并加以活化的那一块经营权吗？国家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法》，也是把承包经营连在一起说的。

再动心思将承包和经营分开来，用意大概是想表明农民是“二地主”。在集体这个“大地主”，实际上已将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虚置起来，且把经营和收益等切实的产权交给农民以后，让“二地主”也感到，即便是流转给他人种了，你还可能以“永久不变”的承包权，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

这样折腾有必要吗？我好像是摇头的。因为这样做，不利于集中体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比例另当别论，但事实上“奶酪”一分为二了）。除非必要，权益的分配方应当是越简、越少，越好。好比说历来所说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在既然国家对于农业的“皇粮国税”都全部免除了，那剩下的，其实就是集体和个人（农户）的关系了。

吴老先生曾说到，“田地权（所有权）是存在的，它是集体的，它的收入是用来给集体所有者（也就是村委会）给全村的居民处理一些公共的支出”。这些“支出”，大约就是过去讲的“村提留”。现在有没有了？或者规范了一定要上交多少比例，似乎都是一笔糊涂账。村上唯一可以抓住的，往往是还没有分到农户的土地权益，譬如城郊农民的被征迁后10%的村留用地上的物业利润。但是话说回来，坚持这个看似虚拟的集体土地最终所有权，还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还需要这一条法律底线，以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必要时的“共赴国难”。

至于承包经营权，本来就应当是给农民的，否则就没有什么农村改革这一说了。最终所有权虚置归集体，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改口；将承包经营权坐实给个人，由此真正调动使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这就是邓小平的“第二次土改”，也是其“摸论”和“猫论”的最佳组合。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人的城市化任务。如果既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又要顺势应时地促成农民向市民的转移转化，那不客气地说，就要想方设法割断其与土地的固定联系。这件事，强迫命令不行、无偿剥夺更不行，唯一可走的路子，就是让农民在“利益赎买”的制度框架下，自主地作出是否将其“垄断”在手的承包经营权，以合理的价格在规范的要素市场上转让出去。成交了，就意味着他终于选定了进城和市民化；不成交，那他还是照样生活在农村，当他的老农民，谁也无权侵犯他的既有权利。

当然，今后或会出现一大批既不从事农业，又不在农村居住，仅仅是依靠过往农民身份坐拥得到的那一份承包经营权，以此收收“租子”便可活得很滋润的所谓“农民”。这也是个体的决策权利，容不得说三道四的，只要他愿意以“坐收渔利”的方式维持他的生活（城里人也有靠出租房产过上好日子的）。没有如此总体上基于“赎买”原则的多样化选择，城市化或许就是一个充满了不平、愤懑甚至是血腥的过程。作为国家来说，在自身已有错误（人为阻滞“人的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上，如今还有这样一个可望和平进行的转圜空间可资利用，是当下执政者的福分，也是全社会完全可以接受的转型和进步成本。

话头扯到这里，我的观点已经呼之欲出了。其实，真没有必要把个农地改革搞得如此各路各色、再叠床架屋的。就学学上个世纪末中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如何将“铁板一块”的城镇国有土地一分为二，然后把最终所有权归于国家，把使用权归于个人或公司、机构等主体，再让使用权尽管入市交易、流转，从而搞活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城镇居民也发了一通财，最后国家就坐收它的土地占用税、房产交易税之类，以体现其最终所有权即可。

天下之大，但理儿都是相通的，逻辑也应当是一致的。我总是在纳闷，堂堂国家所有土地上盖的房屋，都可以归为私人产权上市交易，也从没有人说它违法之类。怎么到了公有程度更低（如果有的话）的集体土地，反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不能“私有化”后进入市场进行合法交易？

就依城市国有土地制度“两权分离”，“所有权征税，使用权入市”改革的“大葫芦”，画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改革的“小瓢”，切实打通农地承包经营权或其他使用权（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自愿、依法、有偿”的流转，那又如何？

（本文成稿于2015年5月18日，刊发于《中国城市化》2015年第6期）

背景文章：http://business.sohu.com/20150517/n4132207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