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系列之十四#总1257 
 

图系2020年9月10日下午，作者应邀参加2020年宁波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智能经济战略咨询委专家咨询会。
 

2025年12月16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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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二十届四次全会的召开以及制定“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发布，各地方关于“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参与了省内一些地方关于当地产业发展谋篇布局的规划咨询，有一些感想，写出来作一分享和交流。

不去说把工业直接等同于产业而“大盖帽”的误区，也不去讲把金融和信息业认定为所谓“虚拟经济”而“污名化”的误读，此文单就纯粹的制造业而言，“十五五”及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五大取向是越来越明了和坚定了。

第一个，数智化转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貌似所谓的“东升西降”。但务实看待，一升一降的过程是在发生和进行，但说是已然呈现为“东强西弱”的结果，还为时过早。“最终的结果”要看什么？还是要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下，谁家能从容应对和完美胜出。这个道理，就像列宁同志早就说过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深厚的源泉，在于前者能够创造出比后者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做蛋糕的本事大了，分蛋糕又能达成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那胜负手自然是“明镜儿似的”。

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以后，重中之重堪称足可标定一个新时代的锚定物，首推数智化信息科技及其广泛而深刻的应用。它是这样一种类似于“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泛在化高新科技，足可以渗透、颠覆、转变和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近乎所有领域。然传统制造和新兴制造的霄壤之分、云泥之别，亦全在于其智能化、智慧化赋能和增值应用的“一念之差”。中央“十五五”《建议》首次推出“数智化”一词，竟在分述制造业、服务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甚至在大健康和文化产业中共计五次，“不厌其烦”地加以使用，足可说明数智化转型的极其重要和紧迫。

第二个，服务化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提升制造业水平的意义，黄奇帆先生近日来多有论述，网络上也被广泛转发。我在多年前参与宁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智能经济战略咨询委（浙江大学前校长、中国工程院前副院长潘云鹤院士和浙江省前副省长、宁波市前市长毛光烈先生出任双主任）例会发言时，曾建议当地在“相关规划中要大力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点击阅读：《生产性服务业和市场“决定性作用”》20200910）。我以宁波市产业竞争力见长的制造业为例，随口讲到“企业管理咨询就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产教融合，这也是为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服务的。要推进科技创新，就要有研发、专利、标准、品牌方面的系列服务；而金融、财务、审计、信用、法律等方面的商务服务业，更是‘须臾不可或缺’。中小企业‘上云’，进入工业互联网和产业物联网生态圈，没有相应的‘云管端’服务怎么行？所有这些个生产性服务跟不上去，形不成对制造环节的超前引领和有力支撑，您这个制造业，恐怕永远只能是处在‘打工仔’的低水平。”

我接着还强调：“服务看似无形、空虚，实际上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它们是在‘以无促有、以虚带实’。所以，我总说‘反弹琵琶是高手，千年功夫在诗外’，千万不要小看了生产性服务业，那可是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基石！宁波市要全力推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怎么样来为一个庞大的制造能力，提供一个多层次、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强化这方面的功能和供给，极其关键、极其重要。”

第三个，有机化重组。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几乎所有企业都能“赚钱”的短缺经济时代，早已成为了历史。现在到处是无底线的“血拼式”竞争，国际市场也是硝烟四起的“关税战”和“高筑墙”的贸易壁垒，以至于中央“十五五”《建议》在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的同时，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一手抓负面因子的制衡与约束极为重要，但另一手更要顺应新形势下企业组织结构变动的客观大趋势，正面顺引企业间的有机化重组。具体说来，就是少数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力和配置力的企业，或规模意义上的大企业，转型或成长为强功能意义上的平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个数不多，但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功能却极强，所能整合和带动的产业链成熟、中小企业众多。譬如提供前期研发设计服务的、提供后端品牌营销服务的，甚至是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纯粹为一线高品质制造提供管理服务的，都可以是少而精、能而美的平台企业。

与此相适应的，必定是有机纳入上述产业链、生态圈的千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也包括一些规模型的纯制造企业。我曾多次和浙商制造业企业家交流，说是再也不能停留在“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小业主心态上了。除非您有“非遗传承”“独家秘笈”，撑个前店后厂的小作坊、小门面，那还是可以的。但您想再做大做多一点，就得认清当今生产力条件下企业分化的必然，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赛道，自觉嵌入某个最适合的产业链条或产业生态中，或成长为所谓的“专精特新”企业。当然，政府涉及市场监管方面的创新，要体现在对于平台企业可能发生的经营垄断、不当竞争和对中小微企业的过度“盘剥”上。而政府的“有为”，恰恰是为了让市场对于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发挥得更正常、更健康和更可持续。

第四个，国际化拓展。早在上世纪末，我国已然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好在我国及时加入了WTO，开放的全球市场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的困难。现在，我们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产能过剩。一方面是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西方国家普遍强化所谓的供应链“安全”，且也是为了应对国内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下行，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社保体系不尽完善和消费不振的困局，都使得国际国内两个大循环不够顺畅而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足。“十五五”《建议》已单列“大力提振消费”，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但相对于我们巨量的制造业产能而言，还是要同步加大国际化拓展的力度。今年前11月我国就实现一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表明，尽管外部环境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只要我们努力提升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随着投资和产能的进一步“走出去”，中国的制造业长袖善舞，拓展全球市场空间还大有可为。

第五个，绿色化底线。机器大工业生产在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增长的极限》警钟长鸣，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形成，“两山”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确立，加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双碳达标”的共同努力，正在引导人类社会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国是个后发国家，在一个追赶和崛起的进程中，一度黑色和灰色的发展似乎在所难免，但在进入现代化新征程的当下，我们要依靠科技的转化、治理的进步包括全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来尽快真正地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底线和保障。制造业在促成人类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也要自觉地将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作为自身健康发展之必须，逐步内生出并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而不能消极地看作是对制造业发展不必要的约束和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