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政议政务虚会上的发言

（之下篇）

 

（上接之上篇）

 

其次，我们的经济工作要顺势应时，进一步明确发展导向。

大转折时期，尤其要清醒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新世纪以来，我个人感觉，除了原来讲的新型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这“新三化”以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新趋势明摆着，需要在我们的党代会上给予重视，加强引导。我历来主张，党代会的报告要有思想性，不一定像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具体。当然，思想理论还一定要有前瞻性。

第一个就是信息化。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现在要开始进入到信息社会了。我们沿海发达省市，人均收入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大家都需要考虑后工业化社会的应对问题了。后工业化社会其实就是信息社会，就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度信息化的社会，对此一定要重新认识、全面把握。

照病后复出的李开复的说法，十年之内50%的就业岗位都会被人工智能替换掉。当然，他是“极而言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不要成为那“50%”中的一个》。过去认为，大量的一般性的、简单和重复的纯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人替代。但现在看起来，简单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也完全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经济、社会、人文的制约另当别论，但在技术上明白无误的都可以实现。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你自己的教育、自己的就业，包括自己的产业体系，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发展，那是一定要呼应上去的。信息化给我们后发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换道超越机遇，我们不一定要亦步亦趋地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传统工业化的老路。

第二个就是生态化，或者叫绿色化。我们国家要可持续发展，不是人家要你这样做，而是你自己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一定自己要这样去做。我听说在十八大上，习主席力主要把“美丽中国”写进去，这就是一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取向。现在我们干的不少的活计，有点得不偿失，还没想明白。GDP总量虽然是上去了，但最后是臭气冲天、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一辈子挣的钱，最后又都还给了医院。虽说环保加大了监察的力度、执法的力度，但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全民族、全体老百姓要行动起来、参与进来。生态环境都是自己的，要让绿色环保组织大大发展，每个人都起来捍卫自身的环保权利。

第三个就是人文化。“四个自信”，最本源的还是文化自信。经济社会发展，人文是灵魂。如果今天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追求富裕，那怎么富起来，难道就是“坑蒙拐骗偷”？富起来干什么，难道就是“吃喝嫖赌抽”。如果是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价值观，那我们科学发展的这面“红旗”，又“到底能打多久？”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和愿景？经济发展里面，绝对有一个人文精神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新三化”的趋势下，相应地我们要发展的经济形态，就应当是信息经济、生态经济和人文经济，并且这三种经济形态是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再相应地，我们的作为空间和发展导向，就是怎么把信息、生态和人文的因子，融入到我们传统的“见物不见人”、“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发展中，带动它的改弦更张、转型升级。这也就是“互联网+”，“生态+”和“人文+”，都得能够加得进去，还要加得好。这可不是机械的、表面化的“+”，而是有机的、内生性的“+”。先是渗透、融合，再是转化、带动，最后扬弃、改变，整体提升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品位。我们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上层建筑，那就大有希望了。

再次，要像“酒驾入罪”那样有效“打假”。我高度关注全社会“打假”的问题，因为这是国家健康的毒瘤、社会文明的染缸，再不解决要毁了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新中国建国以来，执行有力、立竿见影的东西，一个是户籍制度，一个是计划生育，还有一个近期非常有效的，我看就是打击“酒驾”了。类似于前三个动作的力度和效果，我们能不能再来一个全社会的“打假”行动？

假货泛滥，见怪不怪，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假货”问题，而是成天生活在这么一个“做假”横行的国度里，我们的人文精神大厦就会坍塌，全体国民的人格也会分裂。如果对假货安之若素，那你讲假话、报假账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随随便便，张口就来，习惯早已成自然了。不做假货赚不了钱，不说假话进不了步。论文是假的，学历是假的，甚至连干部的年龄和履历都敢造假，放心大胆地“领空饷”、长职级。这就会像是瘟疫流行一样，毁掉整个社会。

刚刚有人讲到国家产业政策不要“过犹不及”。一旦“过了”，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大规模的、普遍性的“骗补（财政补贴）”。如果作假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却很高，社会风气就会被严重污染，单靠上级监督还真管不过来。这个东西，我的意思可不要把它看作只是“马云在网上卖假货”那点事。马云回应提出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来顶真打假，我举双手赞成（20170319《愿“天下无假”的梦想成真》）。因为这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是影响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天大的问题”。

最后，果断地实质性推进农地改革。很多有识之士在这方面，都有很权威的意见。我只重申一个观点：抓紧修法，千万不要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犹豫不决了！

我们还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既然《宪法》上已经讲了，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都是公有土地。那我们就不要随便去动它，也不去讲什么“私有化”。但既然都是公有土地，为什么“含金量”（假如有“含金量”一说）更高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然后带来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大发展，也带来了城市市民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以及相应的城市居民的物质财富显著增加；而农民土地的使用权为什么就硬是不能转让？为什么城乡土地市场就一定非要是“两张皮”？为什么就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城乡一体打通的房地产市场？

至于耕地的保护，那是用途管制的问题。早就有规矩，乱不了方寸的，也不要“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只要你把农村建设用地作为一种要素，进入到规范的要素市场，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国家又对这种特殊的要素市场加强监管，那就不会搞乱而只能是搞活。这是发展经济的一盘大棋，也是一项旗帜性的改革。在这方面，真的是要下决心，下大决心。为了让改革“于法有据”，那就赶快“立、改、废、释”现有的和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

实际上真正追究起来，还是国务院没有按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认真履职。明明八八《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明明随之在同年《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并布置了接续的任务：“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结果在随后的1990年，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55号令），可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例》，就没有下文，“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究竟是当初《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修正的不对，交办的任务不明确，还是国务院玩忽职守、半途而废？牵扯到绝大多数国土面积和中国人口的这件天大的事情，居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无人问津了？这一拖拉、一停顿，一晃就过去了25年；而过往就此解决城市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的合法性问题，居然不过耗时区区2年零1个月！

农村的这一块“落下不管”，我想或许也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吧。结果偏偏是那种狭隘的观点，单一的观点，就农村论农村、就“三农”论“三农”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不让农地入市，是保住农民地权的“防火墙”，是对农民的负责。岂不知恰恰是这种办法，结果把农民的“分化和进步”搞死了，把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之路堵塞了。现在成天在讲“人的城市化”，在算三个“一亿人”的账，殊不知实际上这有可能是“叫好不叫座”的事情。

你可以去问问现在的农民，有谁愿意听了号召就去进城、就去市民化？为什么？因为你的农村户籍、农民身份，是有含金量的。农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这中间的我的那一份）的权益，你不给我“量化到人”，并具有法律上效力，我是不能“走”的。农民的户籍和“身份”没了，三块地的财产权就没了，我二傻？原来农转非、蓝印户口等等，我是稀里糊涂“上了贼船”，这次再也不能“受骗上当”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搞农地确权，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很好！但确来确去都是什么市府办、县府办在发文，这会有多大的法律效力？一旦打起官司来，这种文件能算数吗？我很怀疑。

我就提这么四点意见，完了。(全文完)

 

       2017年5月5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