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锦杭州知青史料遗存系列#总1245 

“何学敏是我们兴隆公社杭州知青的“老大姐”“好大姐”。无论是北大荒插队务农的知青岁月，还是陆续回到杭州以后兴隆知青的各项活动，她都无愧于这一组大家由衷公认的“称号”。对于过往的生活，她始终抱着一颗平常心。她感恩在她虚龄八秩的漫长人生中遇到的好人，也总是以好心去回馈这个社会和周边的人们，同时努力去尽到自己的那一份责任。现将她于2021年接受的访谈记录整理发布如下，以为那一段知青岁月难能可贵的口述历史……”

开饭啦——右侧扎围裙者为何学敏

口述人：何学敏，整理者：胡建、刘亭、程珊，2025年9月13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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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之一  

三、劳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到了北大荒，虽然顶了一个“知青”的名号，其实就是当农民、干农活。别看昨天还是南方城里的学生娃，一到了北大荒，那就是和老乡们一样的春种、夏锄、秋收、“冬打”。春种指开春后的种地，一般是在每年四月下旬，也就是老话里说的“谷雨种大田”。首先是耐寒的小麦，那时候公社的农机站会统一安排拖拉机来播种，也算是实行机械化了吧？而主要的“种大田”，还是农耕社会的套路，玉米、大豆、谷子、高梁等，都需要畜力和人力。“种大田”经常要“踩格子”，这是北大荒看似最简单、最轻松，但也是挺烦人和挺累人的一个活儿。

地里的一条长垄，足有几里地。赶着老牛拉犁，顺着地垄沟往两旁垄台上翻浮土，然后在新垄台上洒下种子，人最后再踩上去，用步子丈量着压实。因为新来乍到，有点技术含量的农活儿还都不会，知青们一般都会在一个播种的“小组合”中，被安排“踩格子”：每个人穿上最大号的鞋（因为这样压实面积大），拄上一根柴火棍，从早到晚就在那条约二十公分宽的松软垄台上不停地走。踩格子的目的，是为了让种子不受冻，同时也是更好地保持地垄的墒情。

知青们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出工了，除了晌午回屋啃俩苞米饼、喝几口井水，就得干到天擦黑了才收工（东北相对日照长）。踩格子要求人的后脚跟，紧挨着刚踩过的前脚尖，和T台模特走猫步有的一比。知青们常常在湿润松软的黑土垄台上，前倾后仰地摔跟头。还要时不时地蹲下身，把带进鞋里的土圪坷倒出来。每天歪歪扭扭地走上十多、二十里地，到傍晚收工回家后，一头栽倒在土炕上，再也不想起身来干别的啥了。老乡们说是照顾知青们“菜鸟上路”，可一天走下来，着实让人叫苦连天。

这时，我把刚从老乡那里学来的话，立马就给“现买现卖”了：“农活就是这个德行，人耽误地一天，地耽误人一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那个店了，想补种也白搭。大家还是咬咬牙坚持一下，头拱地也要完成任务。当然，实在撑不住了，也别逞强，休息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在我的动员下，大家相互鼓励，硬是把“踩格子”这一关闯过来了，新兴大队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春耕春种任务。

接着是夏锄。北大荒的土壤肥沃，草苗共生，一般来说草还长得更霸道一些。人们稍不留意，那就“正不压邪”了。然而在夏锄时节，早晚两头冷、中间热：日头出来前，寒露刺骨，人还得穿夹棉衣裤；等到太阳照在头顶上，又会被晒得火烧火燎，大家每天都在这“水火两重天”中干活。北大荒的地垄沟特长，常常一早晨只能锄一个来回，下午再一个来回。此外，大田里铺天盖地的蚊虫、小咬，一个劲地往人脸上扑、往头发里钻，咬得人鼻青脸肿的。这就逼得知青们一律向老乡学习，将外衣脱下用来包紧脑袋和脖子，这样才能勉强抵御侵扰。

夏锄对于老乡来说，都是“手拿把掐”的平常活计，而知青们一个个都是生手。只要“打头的”庄稼把式一“发毛（发力）”，知青们就会跟不上趟而被落得很远。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交待“家里（青年点）”将饭菜送到地头，知青们扒拉着吃完直接干活，从而利用老乡们中午回家吃饭或“歇气（休息）”的功夫，将落下的差距给补回来。这打得是“疲劳战”，全仗着知青好岁数、正年轻，咬着牙还是坚持下来了。

农民房东姜二叔与知青在地头，左起第二人为何学敏

再接着是秋收，秋收最累的活儿是割小麦。几十个人一字排开，你追我赶往前撵，割到头再换块地往回来，一整天都得弯腰挥镰不止。这里面不但要有坚持，更有技能上的诀窍。知青们只知道硬干、使蛮力，对其中的奥妙却不得而知。譬如割麦子的镰刀，那就有讲究。老乡们一般使用从“山外”（相对兴隆公社这种新开发的处女地——“沟里”而言的那些老社老队）带来的“夾板刀”。这种刀可以磨得飞快，在刀刃上贴放几根头发，一吹气都能断。农民使用“夹板刀”能省大力，刀过处麦子应声倒地。而知青们用的镰刀，都是当地供销社提供的“辽阳刀”。刀口粗糙而且厚，即使一时磨快了，干不多久又迟钝了。

队长眼看着知青们跟不上趟，会“拖了”周围社员的“后腿”，因此常常特意安排知青们去拽麦捆：也就是把别人割下扎好的麦捆，从两边往中间拽，然后再由让那些有经验的老农，就地码成一个个数米高的麦垛，等大冬天公社农机站派来拖拉机再集中脱粒。

北大荒的其他秋收活动，无论是扒苞米、收高梁、割谷子、糜子还是黄豆，都是“哈大腰、剌人手”的活计。我总是在心里鼓励自己：农民干得，我们也能干得。再苦再累，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只要第一年熬过去了，以后总会慢慢好起来。我因为较早地成为了知青里提拔的不脱产干部，常常要去大队、公社和县里开会。根据规定，每次开会就等于出全勤。但我觉得，按照日常开会“朝九晚五”的惯例，我和跟着社员一起每天出工的其他知青相比，多占了好几个工时的便宜，很不好意思。于是我就自觉地一早和大家一道下地，干到七点多钟，才匆匆忙忙地赶去开会，或是赶到公社坐车去县里开会。如果散会早，我下午一回到队里，也会立刻下地干活，和大家一起收工。

最后是“冬打（冬天打场）”。这其中除了小麦用公社派来的脱粒机“连轴转”（机器不停人换班）干完以外，其他的庄稼都要靠“打场”。所谓“打场”，就是人们先在“滴水成冰”的低温中，用挑来的井水在清理干净的地面上，浇上水并即刻冻成一片平坦的“冰场”，这就是打粮的“场院”。然后将牛马车从大田里拉回的庄稼，分几处呈圆形铺于场院之上，然后赶着牛、马，转圈拉着石磙子碾压“脱粒”。个把小时左右，老乡会用木杈来“抖搂”压透了的庄稼，并将其“翻身”，让石磙子再碾压其另外一面。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果实和秸秆完全脱离。收拾掉表层的庄稼秸杆，再归拢搬走打下来的粮食，同时铺上下一轮待碾压的庄稼。

白天还好，到了下晚，那就难熬了。尽管外面寒风刺骨，打场人还得时不时地走出“地窨子（半入地的简易窝棚，用于劳动间隙取暖和看场人值守）”“翻场”。整夜不能睡上个囫囵觉，实在太睏了，也只能在地窨子里打个盹。夜半饥肠辘辘，人们会就着火炕的灶坑焙土豆、烤苞米、烧黄豆，吃得滿嘴黢黑。

打场不算是累活，“抗冻”才是第一位的。和本地的农民相比，我们这些南方学生，实在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单薄的狗皮帽子、不合身的棉衣棉裤、不会蓄（乌拉）草的棉胶鞋，虽然看起来比老乡一样都不少，但包裹在身上的保暖功能，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和累得瘫软如泥相比，有时冻得“咬牙切齿”，更难以忍受。

我和知青们闯过了北大荒劳动关，意味着知青们正式成为了北大荒人。在与当地老百姓一道“顺地垄沟拣豆包吃（干农活以谋生的意思）”的日子里，我们开始学会从中国底层社会的视角，来了解和看待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从中产生与普通农民的真实情感，确立了自己对劳动及劳动者者应有的尊重。

 四、感恩知青岁月的成长

回望我在北大荒农村的四个年头（1969——1972年），让我终生受益的成长经历和精神营养主要有：

其一，体验了中国“三农（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情况，亲身参与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具体实践。在下乡之前，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朝阳沟》《李双双》等文艺作品。我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在《鲜花盛开的村庄》（一朝鲜电影名）”。来到新兴大队以后，我才接触到农民的真实生活。有一回，我听到一位18岁的农村姑娘从县上回来炫耀说：“我终于尝到冰棍啦，可甜可好吃了！”我为之惊讶：自己打小就习以为常几分钱一根的消暑棒冰，在农民嘴里竟是如此稀罕的“奢侈品”。

老乡们的精神生活也十分贫乏：整个大队订的一份《合江日报》（合江地区党委机关报，富锦是该地区的一个县。合江地区经“撤地建市”现已改为佳木斯市），送到时早已是一个星期前的（因交通不便而邮政不畅）“旧闻”了。而且有时还没等到被人翻看，就已经被队干部撕开“卷大炮（老旱烟）”去了。县电影队数年来除了到公社放映一次“九大”纪录片外，终年不见踪影。当地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文化活动， “除了吃饭、种地、睡觉，别的啥也没有。”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要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点事情的想法。

我先是推动队里的知青，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组织给农民读报。但没想到社员到的差不多了，才开始读了几句，老乡们就哈欠连天，甚至有人酣声如雷了。我找公社赵忠良书记讨教，他就说：“农民不是干部，哪有这个习惯？但他们就爱看戏文，要是有文艺演出，那就会‘蹦高’来了。”赵书记希望我能在公社的知青中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

这可把我难坏了。我想自己没有这个本事，还得请“能人”出山。我想到兴东大队有位杭州知青叫左丹燕，她姐姐左丹荪是杭州越剧团的台柱子。当年我还在杭州读书时，音乐课老师就对她赞不绝口。我笨寻思：“有其姐必有其妹”。左丹燕“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应该有“文艺细胞”。于是，我立马去向左丹燕求助。尽管我们以前并无交集，但既然同为知青，肯定一见如故。左丹燕不但自己能歌善舞，还很有组织能力。我和她商量着把阎克平、陈嘉、程珊、方明亮、张雅光、金一虹、卢志刚、宋晓雁、周晓江、冯尔敏、周朝云等一众知青“文艺特长生”选调进来；并确定宣传队的节目，在当时盛行的“八个样板戏”的基础上进行取舍。

何学敏（右）邀请左丹燕（左）“出山”组建兴隆公社文艺宣传队

文宣队的“草台班子”经过短暂排练后，果然一炮打响。他们的本色出演，给文化生活一片空白的乡亲们，带来了久旱逢甘霖的极大滿足。据当时扮演“李铁梅”的程珊回忆：“老乡们那个喜欢‘李铁梅’的疯劲儿，绝对是我们无法想象、空前绝后的。宣传队无论走到哪里，屁股后面总会追着一堆堆扯着嗓子喊‘小铁梅、小铁梅’的小屁孩儿、大姑娘或老嫂子。若从庄稼地里穿过，干活的社员们都会停下手中的农活，目光追随着那一群花花哨哨、背着手风琴扛着‘胡胡（胡琴）’的少男少女们”“有常常赶着马车出没在公社与各屯之间、自以为见过大世面的车把式，把看过宣传队演出的经历，眉飞色舞地带回到村里，那是他向人炫耀的一大资本”。

其二，孕育了终身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平民意识”。我和大批到兴隆公社插队务农的所谓“革（命）干（部）子弟”一样，当年都在省城的好学校里就读，加上社会上还比较普遍存在的对于打江山老干部的敬重，使我们一直沉浸在社会生活的“上风头”，多多少少有一点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很多特别是地方上的“干部子弟”，一夜之间从“天之骄子”沦为“走资派子女”，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歧视。到了农村以后，当地农民的朴实友善，帮他们去除了很多的屈辱感和心理阴影。

淳朴厚道的乡风民俗让人暖心，新兴大队无论是哪一户人家杀猪，都会请三十多名知青去家里吃饭。要知道，当地人养猪都要一年之久，一头近二百来斤的大肥猪，除去内臓头尾，不过百十来斤的净肉。叫来这一堆知青“开洋荤”，会让老乡失去多少收益？但他们不在乎，他们是把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的。世上只有父母，看到孩子吃得饱、吃得好，才会更高兴、更开心。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知青都被要求“长期地、无条件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作为杭州知青中第一个被选拔的不脱产干部，我对自己的起码要求是，在农村待一天，就要好好地干一天，尽心尽力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天。有一位老大娘得了比较严重的气管炎，我就到处打听偏方，还托回杭州的同学给她捎药。冬天里有一位妇女生孩子，由于室温度过低，孩子得了硬皮症。我和同为知青的赤脚医生吴建淮主动登门，帮着看病、做饭，还用盐水瓶装上热水，放在小孩的襁褓中取暖，一直守护到后半夜。

作为知青和乡亲们结下的情谊，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虽然读了医科大学成了医生，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援外医疗去的非洲，我始终对底层民众怀有敬畏之心和谦卑之情。他们心存善念、朴实无华，也不乏聪明和能干，只是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进入更好的环境。我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是赶上了命运的垂青，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亲身经历的知青岁月，都要想明白和永远记得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

2016年4月，原兴隆公社文艺宣传队部分成员再聚首，后排左起为卢志刚、秦诗豫、周朝云、宋晓雁、王耀泓、左丹燕、周晓江、程珊，前排左起为程旻、边以国、方明亮、陈嘉、赵鹏先、阎克平

其三，是培养了求真务实的行事做人风格。老三届中学生作为“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一开始都是“停课闹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急先锋”。当我们成为知青下乡以后，我们才发现老百姓对那种虚张声势的“革命运动”并不感兴趣，春种秋收才是他们年复一年的日常。然而正是这些普通农民种出的粮食，不但做到了自己的养家糊口，还支撑了整个共和国社会的运转和延续。过去在城里凭着户口本和粮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到农村要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时，才懂得了那些“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人教导，开始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

来到北大荒的第一年深秋，我听说有的大队知青点里闹了矛盾。这大老远的从城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农村，青年点就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集体了。团结搞不好，轻则不利于各自的成长，重则还会出事情，对不起他们思儿心切、望眼欲穿的父母。自己是他们中间年长的“大姐”，又是公社的团委书记、党委中分管知青工作的委员，对全公社的知青既有一份作为大姐的情谊，也有一份工作上的责任。我向公社赵忠良书记要求：我要走遍全公社每一个安排了知青的大队，调研他们在生产队和青年点里的生产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诉求，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突出的困难。

赵书记同意了我的想法，将此安排进了党委的工作日程。之后我随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先后走访了全部相关的十四个大队和二十一个知青点。北国九月，天气渐凉，当我从东升大队去南林的路上，望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甸子，明晃晃的水面上飘浮着三棱草，我也在心里不停地打鼓。但当我在漂垡甸子上趟了二十来里的水路，终于来到南林大队由一群孤儿组成的青年点时，大家情不自禁、相拥而泣，我们把组织上的温暖，送到了每一位知识青年的心坎上。

赵书记还主动提议，每年能在农闲时全公社召开一次知青代表会议。不管是哪个知青点，离公社有多远，都要派人参加，“一个都不能少”。这样既能帮助引导知青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也有利于公社更好地掌握面上的情况，并有的放矢地提供必要的帮助，之后公社开过好几次这样的会议。那些年，各级组织都会向农村基层派出路线教育工作队，我就积极推荐表现好的杭州知青也能去参加。这既能有利于优秀知青政治上的成长，更可以发挥他们有文化的优势，理解宣传好党的农村工作政策。我们公社参加工作队的知青，是全县各个公社最多的。有人曾和我聊起那段“插曲”，说自己做基层和群众工作的经验，就是从“出工作队”的经历开始的。

作为不脱产干部，我在大队党支部还担任支部委员。下乡来年的春天，大队革委会两名成员因工作问题闹了意见，我就分别找到这两位同志谈心，帮助打开彼此间的“心结”，并推动支部进行开门整风，吸收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使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实际工作加深了我对“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认识，也学会了把它作为一种最好用、最管用的工作方法。我觉得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其实只要掌握两条：一是你有清晰的思路，能理清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根源。二是你有‘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的协调能力。因为有这些农村工作的实践积累，我大学毕业回杭后，从一名普通医生，慢慢成长为一名三甲医院的院领导。例如当时院里有一个科主任的职位，老人和新秀都要竞争，互不让步，且都以辞职相威胁，搞得院里骑虎难下。面对这种格局，作为分管领导，我认为职位是用来干事业的，而干事业必须要有新招，光靠“吃老本”不行。从开拓新局面考虑，新秀更为合适。但对老主任的多年贡献，也要给予充分肯定，并在职级待遇上尽可能予以“平衡”。求真务实的方案一经提出，加之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结果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接，医院收到了“双赢”的结果。

2009年下乡四十年后，回到当年插队的新兴屯和老乡合影，前排中间着红衣者为何学敏

下接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