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为《人民日报》副总编，一直以“皇甫平”的笔名为推进改革不倦地鼓与呼。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他在上海主持解放日报社的工作，组织并发表了传达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精神的系列评论文章，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这次，他又重新出山，纵论当今的改革形势，发出了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作为曾在体制内党的喉舌长期工作的一名成员，他很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但他没有什么犹豫，还是果断地发声了。我们为其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而感到振奋，这正是党内健康力量在凝聚共识、付诸行动的生动体现！

在系统地回顾了南方谈话产生的大背景后，他指出“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正因为此，“小平同志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地发表了南方谈话，大音稀声，一扫阴霾。不但“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还鼓励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点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在他看来，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堪比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文革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似乎显得更多更难了。作者发问：“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在分析了一系列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之后，他做出了“中国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时刻”的总体判断，鲜明地提出“目前（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需要“着力切实”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四位一体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文论标题设问，“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其实结论自然是肯定的——不但需要，而且十分的紧迫。但那不是期望小平同志的转世，而是新一届党的十八大，能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党内健康力量的期待，在深化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问题上达成高度的共识，并有决心和信心克难攻坚、再创辉煌。

新一轮的全面改革，首先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向现如今大行其道的国企垄断和国退民进说“不”；其次，是紧紧围绕缓解日益尖锐化的分配不公问题，系统性地启动社会改革；再次，是着眼于矫正深层次的权力失衡，健全民主法治，痛下决心推进政治改革。至于文化的改革，最主要的还是主攻人文精神的重建，其中解放思想又属第一要务。

我们提了很多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譬如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这些都是对的。但不解决“桥和路”的问题，所有的诸多好事，终究还是“水中月、镜中花”，算不得数的。我过去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心口不一、知行脱节这八个大字。中国人如果一个个真是按照曾经说过的那样“杀下腰”去做，还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但如今日这般稀松平常地将改革在实践中沦为空洞的口号、沦为单纯的技术、沦为羞羞答答的改良，却没有一点“动真格”的意思，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确是要让人忧心忡忡了！

其实，改革不但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更关乎执政党的命运。当年，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推翻旧社会、旧政权的革命，大约老百姓也不会跟着共产党走；后来，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突破旧体制、旧模式的改革，大约老百姓也不会接受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毕竟是要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果总是看到问题绕着走，不敢顶真、不敢碰硬，一再地让人失望，那党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深可忧虑的。

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全面改革，我们寄厚望于民心和党心，寄厚望于党的十八大，寄厚望于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2012年2月20日成稿）

背景文章：

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