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北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我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诸位大咖悉数到场，一时盛况空前。作为读者，我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演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一方面因为他是学养深厚的大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著名擘画者和推动人，硕果累累，贡献多多。

吴老先生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在他看来，“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之则亦然。

在整个演讲中，他详尽地回顾了40年来，围绕着政府和市场这一改革的核心议题，所展开的相关探索、摇摆和进取。他最后呼吁，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九大的最新决策精神贯彻到底，落实到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为什么老先生对此总是扭住不放？因为这才是改革真正的牛鼻子。说起来好像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别，其实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模式之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市场都是存在的。作为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大家都是在使用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判断一国的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究竟为何，主要是看两者关系中，谁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是计划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补充或弱弱的附庸，那这就是计划经济。反过来说，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不过是在此前提下或基础上，仅对其作用不足、不妥之处进行弥补或完善，尽到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本分，那就是市场经济。

把政府的作用，限定在和市场规律“相向而行”的状态下，是开明的政府。把政府的作为，把握在对市场机制“随其流而扬其波”的境界中，是高明的政府。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因为政府充分地顺应了市场的趋势、市场主体的诉求，结果一个“大包干”，就轻而易举地撬动了农村、国企的改革，并将改革进一步引向城市及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

进入新世纪以后，因为政府充分地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市场主体“走出去”的诉求，结果一个“入世”，就轻而易举地撬动了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并使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依托开放的国际市场，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

但是，当我们在庆祝所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显然对成绩的来源“记错了账”，也忽略了行至中途的改革如果就此打住，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极大风险。在自以为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情况下，我们失去了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敬畏之心和谦卑之情，以为 “半拉子”的改革就是成功，而完全无视以“产权、信用和法治”为基石的现代市场经济，距离我们又有多么遥远！

这就像当年解放战争，是打到长江边上就偃旗息鼓、“划江而治”，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两种选择，必将会给中国带来两种不同的命运。

别的不多说，光是一个农地产权问题，我们难道解决得好吗？对农民的承包权是有说法了，但流转得顺畅吗？没有足够便利和可靠的流转，小农经济又怎么向现代农业过渡？对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至今也没有一个和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相类似的法律保障，这农民的“家庭进城”和市民化又从何谈起呢？集体和国有建设用地的同等同权入市说了经年，但至今也不过是极个别的试点。所有这些如同“小脚女人”般的蹒跚而行，又怎能将“三农”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化呢？

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无论怎样的组合，大同小异，都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究竟是谁，在两者之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没捋清楚，就等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也都是一笔糊涂账！

吴老先生在其他场合曾多次强调：“中国经济很多基本问题没弄清楚”。我以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是这众多基本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在把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单单聚焦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吴老先生确实抓住了“牛鼻子”。

——成稿于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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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什么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