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刚写过一篇关于任正非对央视访谈录的评论，这不，立马又读到了华为内部“心声社区”发布的任总接受金融时报、美联社、彭博、华尔街日报等外媒的采访纪要。据小编的说法：这“数十个来回交锋，问题相当敏感，回答尺度极大！”

要说“相当敏感”和“尺度极大”，我想无非是那几个涉及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外媒来看，华为是信息设备提供商，其出口的商品事涉进口国的信息安全。如果华为在设备上都留个“后门”啥的，或是在出口国政府或国安部门的淫威高压之下，把其中可获得的信息提交给了施压方，那还了得？那俺们西方国家还有什么国家秘密可言，又怎么能是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对手？

牵涉到身家性命，岂能容得半点差池！于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眼里，一定得和华为划清界限，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且“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索性就来个彻底的封杀令：华为的设备有泄漏，不安全，万不可采用。至于真的有没有所谓的“后门”，可不可能因为使用裸设备而导致信息不安全，倒没有人来一本正经地回答了。

中国的大小官员都在使用着苹果的电脑和手机，如果都是类似美国现在的这么想和这么做，那对美国进来的信息产品和装备，俺们也就直接封杀就是了，那还不简单！但这样做，有违市场经济的商业规则，剥夺了客户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是“公权力搅买卖”的下三滥作为。

那有没有通行的商业规则了呢？有人认为没有，但任总认为有：“我们公司是一家商业公司，商业公司的价值观是以客户为中心，所以我必须遵守商业规则。”记者的追问锲而不舍：假如中国的国安部门对华为提出什么侵犯客户秘密的要求，华为该怎么办？任总立马反将一军：“那我把公司卖给你。”但是，“如果你买不起的话，我就要把这家公司关掉。”

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明确，我们只是以客户为中心，绝不做危害客户的任何事情。”讲到这里，任总坦坦荡荡地说道：“我认为苹果公司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就向苹果学习。当我们面临要侵犯客户利益的时候，宁可关闭公司，也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对于那种子虚乌有的风险假设，外媒的记者仍然翻来覆去，不停地向任总发出诘问。任总重申道：”我刚才讲的已经非常清晰，就是坚决不会做这个事。今天的采访通过报纸登出去以后，未来20-30年，也许我还活着的时候，大家会记得用这句话来验证我的行为。”

这也就是说，任总是在拿自己的人格和声名作抵押，在为自己所捍卫的商业道德和相应规则“背书”。在我看来，这决不是出于什么追求市场前景的功利性考虑，需要他在众目睽睽、天日昭昭之下，作出什么宣示。而是任总作为一名恪守市场经济价值观的企业家，他必须得面对充斥于各路媒体的误读和曲解，站出来表明一个“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对此应有的立场态度和道德底线。为此，个人身败名裂也好，企业转手停办也好，但绝不会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人无信而不知其可”。我相信任总的话，不但言之凿凿、掷地有声，而且没有半句虚言，“唾沫成钉”。中国的多少人、多少事，到底有几个像任总这样顶真，这样以“一言九鼎”的诚信爱护自己羽毛的，我看的确也不多。这是因为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缺乏对相应商业文明的及时建构。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我们更多地是在正视“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不幸地把商业道德和商业规则，堕落成为了“一切向钱看”的单纯功利心，成为了“昧良心也干”的无底线牟利。“假冒骗”的市场生态和商业文化，不但让国人深受其害，就是走出国门，也难免不被人数落诟病，同时也必然授人以柄，被人恶言相向、横加攻击。

对于不怀好意的诬蔑和打压，中国人要长志气，坚决予以回击。但这种“反攻”，不是针锋相对，破口大骂。更不是停留在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样对阵跳脚的结果，岂不是把自己也降格为对手的胸襟和水准了吗？真正有力的反攻，我以为就是像任总这样的，知道自己应当坚守的是什么？也知道对手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软肋在哪里？而我们只有坚守住我们应当坚守的，才能准确打击到对手的“七寸”，从而占据战略主动，赢取最终的胜利。

一段时间以来，“道德的高地”似乎成了贬义的词句，对此我还真不敢苟同。伪道德的存在和流行，不能成为自身和全社会都不讲道德的口实。道德和理想、信仰、情怀等等一样，都是人类的对善和美好的不懈追求，也是正常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同样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好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语）”，也需要好的商业道德和相应规则与之配套。我们为任总“恪守市场经济的商业规则”点赞，也是希望借此让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站上商业道德的制高点，我们才会更加理性地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同时赢得市场公平竞争更多、更大的话语权。

——成稿于2019年2月14日

背景文章：

尺度极大！任正非竟然跟外媒交锋时说了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