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战略机遇期还有吗？——“十四五”杂谈之十一-刘亭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 此文为2019年08月09日的旧文首发 ※

　　【题记】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8月7日，新华网又发布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这不禁让我想起整整一年前，我在浙商研究会夏季论坛上就此话题的一个演讲。现原汁原味地再加以呈现（仅标题作了改动），结合这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央“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要求，不免感慨良多……

——2020年8月9日

　　【引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已经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详见8月7日新华网

　　【正文】非常荣幸，能上台为各位先进授奖，并且还有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日程上给我排的题目叫“重要战略机遇期形势分析”。那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重要战略机遇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命题和判断，最早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来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机遇期是要做什么事呢？是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

　　之后过了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具体表述中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加了“仍处于”的强调。虽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但同时指出其中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了“变化”，需要进一步“准确判断”。

　　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了，这次是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讲不讲呢？还是讲的。虽然总结论未变，但“大有作为”的形容词不用了，说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深刻复杂”的：在肯定“前景十分光明”的同时，也并不讳言“挑战也十分严峻”。

　　2018年，随着特朗普上年初入主白宫，中美贸易战开打，紧接着科技战跟进，一时间剑拔弩张、狼烟滚滚。去年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和今年中的大阪G20峰会，虽然借由中美首脑的亲自出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转机和缓和，但特朗普言而无信，很快又把“极限施压”的戏码重演了一遍。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美国朝野和两党，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我的围堵打压和全面遏制之势已然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期，是否还能称之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好像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此，距今最近的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怎么理解和把握？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撰文进行了详尽解读。大家可以到网上找来看看。其中所有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肯定性观点，都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加以支撑。

　　不过在我来看，本世纪初十六大那时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确定的。这一命题的叫响，给人的印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大路朝天，只要一心一意往前奔就是了。但看看现在的形势，那是相当的严峻复杂，相当的“不确定”。我们总是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同时也开始讲“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了。所谓机遇期，从来就不是什么“天下掉下来的馅饼”，“擎等着”我们去坐享其成。是危是机，是祸是福，客观的外在条件都明摆在那儿，就看我们自己的应对是“有方” 还是“无方”了。

　　记得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新华社曾有记者来专访我，话题就是如何看待“重要战略机遇期”，据悉题目就是十八大报告起草组 “钦点”的。对此我尽管也说了社会上的“三个留不住（钱、人、心）”，“知行脱节、心口不一”等等的问题，但依然认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的研判。

　　我的原话是：“现在的战略机遇期，我的理解是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正确选择和坚定践行。方向看准了，路子选对了，锲而不舍地干下去，战略机遇期就是你的。但你如果犹豫动摇，甚至是畏缩倒退，那战略机遇期就丧失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从来就不是摆在那儿现成的。我的看法，就是种种可能都有，最终看我们自身的选择和努力。”

　　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国内外风云变幻，我们是无法事先全盘预知并能超前锁定和固化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困难不困难？相当困难，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内外交困”。外部的遏制是“乌云压城”，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下一步肯定要打金融战和信息战。为什么中国不希望打、美国一定要打呢？因为这里有个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这一命题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最后多数以兵戎相见的战争告终。

　　当代的战争和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和热兵器时代的坦克大炮，形态上会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最有可能的是大规模的信息战。好比说，美国要把俄罗斯的电网全部搞瘫痪，要让大陆发射的导弹全都偏航……人类社会已经大半个身子跨入了信息社会，谁掌握了信息战的制高点，谁就是“老大”。特朗普撕破老脸要以唯一超级大国的举国之力，来打压像华为这样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道理也就在这里。

　　内部则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譬如全社会的杠杆率超过了250%，金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还在增加。发展方式的转型远未到位，许多低效率甚至是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资源，但调整起来十分艰难。全社会创业创新创富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营商环境的改善还任重而道远。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不合理规制的羁绊，还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举重若轻的胆略。

　　最近周其仁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讲话，社会上反响很大，叫作“突围记”。对于中国面临的形势，他用非常通俗的“被围住了”的大白话加以描述。看似稀松平常的说法，我倒觉得极为精准、大有深意。老话说，人万勿“为声名所累”，其实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言，道理也是相通的。周老师在文中不止一处，分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盛名对于国人的负累。以至于全文已然收尾，最后还不忘点醒这一点：“我观察中国经济，观察我们国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心理上的特点，就是形势差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比较好，甚至是形势越差，表现越好，我们的国歌就是这么唱的。中华民族到了不行的时候，它就行了。遗憾的是，如果形势一转好，我们的表现常常就变差了，忘乎所以，自我得意，胡闹，未富先奢。”所以他不禁感叹：“什么时候形势好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比较好，那就是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的一天。”

　　“当其得意，忘其形骸”的小人得志，我们恐怕并非没有，这是主观上的问题。但客观因素确实也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一是因为“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您的总量“世界老二”了，在科技和军事上也雄心勃勃，想占据一席之地。基于此，您大约也不甘心过去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旧格局和旧秩序，心里自然而然地就会滋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来。人家看您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更将您视为“异己”甚至是“敌对”的力量，定要进行“先下手为强”的围堵和打压。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以“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社会较量”的想法为依据，制定对华策略。据悉该计划尚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历史上的“头一遭”。

　　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这也把我们围住了。”这个变化，就是我们作为大国，多年来的发展速度居全球第一。按这个架势干下去，扳倒老美当个“世界老大”，似乎也不过是“假以时日”的问题。更何况我们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没有人家那种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民主”那么麻烦，效率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便成为“厉害了，我的国！”

　　殊不知，恰恰是因为这两点，人家开始提防你了，团团把你围住，不能再让你就势做大。当然，我们自己也有点“迷了（当事者迷）”、“端了（端架子）”，以为真的就是膘肥体壮、百病勿侵，因而也会变得讳疾忌医起来。前者是外部力量“围住”了你，后者则是自己钻进了“围城”，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给“围住”了。

　　这“双重包围”不打紧，反过来说，倒是不知不觉就把整个中国的发展，带入了一个“突围期”。把“突围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联系起来看，我认为周老师的这一叫法，正是他作为大家的神来之笔，也足见其高瞻远瞩的格局了得。“包围圈”冲出去了，你的国运就是“螺旋式上升”，“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若突围不了，那就不好说了，必定是或快或慢地落入各色陷阱：经济上或可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或可称为“塔西佗陷阱”；而在大国关系上，则是“修昔底德陷阱”了。

　　如何突围？周老师的战略思路有三：一是改革突围，二是开放突围，三是创新突围。我以为这是切中了要害，指明了方向。

　　首先是改革突围。对于中国的改革，得说两句话：一句是方向对头，成效明显，举世公认，无可抹煞。但另一句呢，则是行至中途，已涉深水，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方向对头”是说我们摒弃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因而调动了亿万民众创新、创业、创富的内生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无可否认的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guo进min退的沉渣泛起，全能政府的幽灵不散，便是明证。至于去年一时汹汹的民营经济“退场论”，直搅得周天寒彻，人心惶惶。

　　其次是开放突围。特朗普要和中国人打贸易战，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周老师盛赞中央对当下中美贸易摩擦的理性态度：不是简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搞单边，我更封闭。而是你搞壁垒，我更开放；你反对全球化，我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以邻为壑，打打杀杀，我高举互利共赢、务实合作的大旗。按照邓公的说法，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就有交流，交流就有互鉴，互鉴就有学习，学习就有进步。邓公“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全方位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乃至整个制度体系（见《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最后是创新突围。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起飞和赶超发展，说到底主要还是靠低成本优势。但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优势尽管还有，但已日益退化，加之体制成本等则更快地增加。按照周老师的分析，竞争力一在低成本优势，二在独特性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廉（价），人廉我优（质），人优我新”——说到底，还是要靠生生不息的创新，来切实造就你的独特性优势。中国人模仿得不错，但毕竟不是原创，也有违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惯例，是上不了大台面，也是没有制胜点可言的。像华为那样坚持高研发投入，且的确在原创及核心技术方面硕果累累的企业，在中国又是何其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中国不在量的扩张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转入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质的提高发展轨道，中国的经济的 “一骑绝尘”，说得难听一点只能是昙花一现，绝无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

　　自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爆发，温家宝总理就在2009年两会的答记者问时说道，“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可我在学习了他的讲话以后，却认为可以做一点“小小的修正”——只加一个“第”字：“今年是最困难的第一年”。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最困难的一年”每年都这么说，但似乎每年又都这样波澜不惊地过来了。

　　直到去年，我觉出这个话的份量来了：2018年可非比寻常！这一年的挑战：一是内外挑战“双碰头”，二是伤到了信心预期和内生动力，三是一般的说法已很难加以改变，除非出现达成共识的实质性突破。否则的话，压力会愈来愈大。我也相信，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一年将是带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关键一年。因此我在一篇题为“清醒、坚定、有作为”的短文中，也谈了一些我就应对挑战、突破重围的对策思路。

　　一是无论国际如何风云变幻和“不确定”，首先我们“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如果仅仅是局限于单纯的贸易领域，说句老实话，那倒真不是什么“捅破了天”的大事或难事。问题暴露在贸易领域，但根子却在两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之争，在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战略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长期摩擦乃至于“严重对立”，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尖锐、这么根本呢？其实我们的思想准备，也还是不足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同比增速是6.3%。这个增幅在全世界排第几？在所有大的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排世界老二。美国今年上半年是多少？是增长2.5%。其中一季度是3.1%，二季度是2.1%，我们的增速比他还是要快多了。但这些年下来，我国经济的运行一直是一个缓慢下滑的趋势，至今也没有什么改变。有的专家已经在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在5%~6%之间，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上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我们需要关注，但我还是更愿意跟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私下做一些交流。我们的经济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反过来讲也是一个道理——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最准确的。

　　当然，把形势看得严峻一些，不是惊惶失措、六神无主，而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头脑搞得清醒一点。现在这点困难，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多困难相比，其实还真算不上什么。那时候的困难，可比今天我们遇到的大多了。但只要我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后还不是一步步地走出来了吗？

　　二是“自己的事情”千头万绪，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改革去稳预期，强信心。稳经济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那人心浮动、社会动荡，肯定是不行的。但依我来看，只要现行宏观调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保持基本稳定，我国经济目前并无“硬着陆”之虞。值得担心的，倒是市场主体的信心预期和内生动力的“塌方”和“崩盘”。因为说到底，经济还是人参与的活动，而人是有思想、有预期的，人的行动又是由思想和预期去支配的。如果人们对未来的走向和前景感到迷茫和困惑，信心和预期出了问题，那传导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将像是发生了瘟疫一样，会造成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

　　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之路还要不要走下去，一度大家是有点迷茫的。结果小平同志是怎么选择的？1992年他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按照他个人的想法，他是要担当起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历史使命、以身作则“全退”的。以他的内心，也不愿意再来就国家发展的重大决策说三道四。但是到了这样一个很有可能国家就要走回头路的历史关头，他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完了全程，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重要谈话”，拨正了中国这艘航船的前进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谁不改革谁下台”，“三个有利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些话说得是多么好啊，今天拿来看也都是真知灼见，更准确地说是卓识远见！

　　再譬如去年曾经出现的围绕着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一场“舆论场风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从年初的“消灭私有制”到“新公私合营论”，从“离场论”到加强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控制论”，一时间奇谈怪论多多，“搅得周天寒彻”。这些言论，完全无视党的一贯立场和政策精神，彻底抹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招摇过市、甚嚣尘上。以至于在短短50来天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五次发声，才给全社会吃了定心丸，树立了“定海神针”，这又岂非咄咄怪事！

　　有鉴于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这些论述都很好地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关于民营经济“长期坚持”、“内在要素”和“自己人”的讲话精神，也回应了社会上对“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热切期盼。

　　三是市场化的改革，要拿出调动主体积极性的实质性突破去稳定预期、增强信心。还记得刘鹤副总理说的那句话吗？“现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时刻。”什么意思？那就是改革不能坐而论道，不能花拳绣腿，而是要拿真章、动真格的！遥想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来路，党中央是怎么做到振臂一挥、应者云集、天下归心的？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大家摆脱贫穷、实现温饱的朴素愿望，支持普通的劳动者和基层的干部，大胆地冒，大胆地闯。大包干出来了，国企承包制也出来了；个体户出来了，民营企业家也出来了——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那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什么万马齐喑的“两个凡是”，什么抱残守缺的僵化体制，都可以破，都可以改，“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40年前，我们要解决的是加快发展，实现人均GDP800美金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温饱首先是要调动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几亿农业劳动力的积极性。小康之后的现代化，则是要进一步调动脑力劳动者，特别是几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尽管如此，当年留给我们的从产权和分配制度改革入手的经验，并没有背气过时：无非是一个国家、集体（单位、机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关系，无非是一个“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体制机制，关键就是看您能不能去落实，敢不敢去突破了！

　　前面讲的是就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思路而言的。对于在座的各位浙商企业家，大家要记住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只有国家确立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会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我曾在一个浙商参加的闭门会上用了一个词，叫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说的是树上的鸟巢如果被人打翻在地了，窝里的鸟蛋就会被通通摔碎，更无可能再把小鸟给孵化出来。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变了，那在这个舞台上出演的民营企业，也真的会慢慢“退场”。大家都说“大包干”是一场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是一场分配制度的改革。也就是一块大蛋糕，国家集体个人三小块怎么分，三者利益怎么兼顾？计划经济讲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像人民公社那样的“一大二公”最好。但如果是搞市场经济，那就对不起了，得反过来，“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想想看大江大河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小溪小河、涓涓细流，最后曲曲弯弯，才汇合成为长江黄河，流奔到浩瀚海洋。自然界是这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同样道理。

　　作为企业经营来说，除了守法合规、诚信敬业以外，要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专注市场、聚焦主业。办企业说到底是要听取市场的信号，迎合市场的呼唤，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能提供出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就不愁没有好的出路。还有一个，很多包括很大的民企的衰落和垮台，都和一度盲目扩张、战线过长，最后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有关。所以办企业还要注意把握好负债率，特别是在经济大环境偏紧、投融资风险偏大的时候，始终坚持稳健经营的方针。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还要学习任正非的忧患意识。他搞电子信息，也算是头部和高端产业了。他早早就意识到了，中美最后必有一搏。让中国在这个领域占了先、逞了强，无异于是刨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祖坟”，那必然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所以他在十多年前，就会有海思芯片的备胎计划，就会有鸿蒙操作系统的备胎计划。如果华为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下手，只争朝夕地研发，那今天早就被“灭了”。华为被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大家用脚指头都会想得明白。

　　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下，往往会有更多“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机遇。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一个道理。但再小的机遇，也不会凭空到手。大家记住了：机遇永远只属于那些审时度势、顺势应时，清醒、坚定、有作为的人们！

　　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话题，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2019年8月9日作者在浙商（夏季）论坛的演讲整理——详见8月7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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