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选准改革的突破口——在淄博市“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发言(上篇)-刘亭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题记】和全面的改革部署相比，我觉得第一位重要的，还是要选准当地改革的突破口。这就好比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一圈圈的涟漪就会慢慢扩散开来。改革一旦有所突破，事物就会按固有的逻辑发生演化，这时候改革就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全国改革普遍的倾向是重视顶层设计、四梁八柱，这本来没有错。但我认为，更要重视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之内，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如何精准选好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要聚焦、要务实，要选取经济上有增长，社会上有呼应，同时政治上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吻合的改革作为突破口，作为推动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化的“第一块石头”。

　　【正文】很荣幸再次来到淄博，对我们“十四五”的谋划谈一些个人的想法和建议。事先得知淄博市已经开展了“六大赋能行动”，其中就包括了改革赋能工程，也有所了解这方面的进展和成效。另外，在4月16日全市的改革攻坚动员会上，江书记还做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要把改革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之举，强化改革的担当。要靠改革去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要靠改革去革故鼎新、解码破题。这篇讲话我认真学习了，非常鼓舞人心。今天借此机会，围绕着淄博“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我想主要讲一下如何选准改革的突破口问题。突破口会有多个选择，但五年的时间非常有限，建议一定要聚焦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和带动作用的关键性的突破口。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发展是目的，改革是手段。发展是我们要达到的彼岸，但改革是前行的“桥和路”。当然，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发生的？是计划经济僵化的模式等原因，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因为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得以发展的。生产关系不变革，生产力也无从解放、无从发展。但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我们却吃够了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而盲目冒进的“大亏”。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前的将近30年的发展中，没有市场化和城市化这两个最基本的发展理念。按理说工业化兴起后，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带来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大多数的人口，将会稳定地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之中。城市化是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并不认账，反而用户籍、土地这一套制度安排，将农民牢牢地锁定在一亩三分地上，这样社会就很难进步。另外，我们还长期不认市场化的账，总觉得计划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斯大林语）”，而事实上却发展得并不快，也不好。另外粮食不够吃也是个大问题，农村“大包干”的改革，推进了思想解放，成为了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当时摆在执政党面前最紧迫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亿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生产、集体经营的体制机制，很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要是分田单干，又会影响到党的正统理论的“纯洁性”。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声，首先面临一个如何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问题。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直到1984年的整党，使全党在思想上对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达成了共识。

　　以“大包干”为突破口的农村改革先行的宝贵经验是什么？我想到四条：一是一定要紧密贴近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民以食为天”，当时解决温饱问题是天大的头等要事。二是一定要选择旧体制最薄弱的地方突破，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俄国十月革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是一定要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带来由此及彼、连锁反应式的裂变。承包制既然农业农村可以搞，工业和城市也可以搞。四是一定要能够取得眼见为实的效果，以增强对后续改革的信心，形成一个良性的跟进。

　　改革也要讲究方式方法。2013年我撰文提出三条：一是头绪不可多。二是带动作用大。三是人心要可用。不是说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吗？改革的深化，就是要兼顾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人心凝聚。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不能事务化。改革不同于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动奶酪、不触及利益格局的“改革”，也必然达不到解放生产力的预期目标。

　　和全面的改革部署相比，我觉得第一位重要的，还是要选准当地改革的突破口。这就好比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一圈圈的涟漪就会慢慢扩散开来。改革一旦有所突破，事物就会按固有的逻辑发生演化，这时候改革就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全国改革普遍的倾向是重视顶层设计、四梁八柱，这本来没有错。但我认为，更要重视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之内，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如何精准选好改革的突破口。

　　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确立的任务涉及6大方面、16个领域，共336项改革。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何在？却不太明了。中央可以全面系统，但各地的情况不同，一定要在中央的顶层设计之下，有个联系本地实际的个性化选择。淄博“十四五”改革的突破口选在哪里？未经系统的调研，还真不太好说。但以下几个角度，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是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过去曾讲过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企改革，但现在恐怕应当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了。全深改《决定》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联结“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两词中的“和”去掉，调整为“逗号”，都表明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坚定取向。市场和企业是货物和服务供给的主体，而政府是政策和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的任务，是要为开放性的市场，提供一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对政市关系的认识问题始终在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原来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僵化模式，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开手脚让人办厂经商赚钱。这对计划经济的“反动”而言，原本不错，但要看到这只是一种很初级的市场经济。伴随着暴露出来的混乱和无序，经济管理进行了整体性的收缩，但也出现了“政进市退”的扭曲和倒退，以及统制强化、运动式、一刀切等弊端。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存在的问题，现在摆在大家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倒退回计划经济，还有一种是提升到现代市场经济。我们很欣慰的是，党中央对此的认知非常明晰、非常坚定。疫情相对宽松以后，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关于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重磅文件。第一个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二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还提到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提法，表明了今后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方向。

　　从发展的大趋势看，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它从人的本性即人性出发，一方面最大可能地调动了人作为主体创新创业创富的正向能量；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在产权、信用、法制这三块基石之上，又最大可能地防止和消解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必须紧紧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这个牛鼻子。市场化是改革开放的精髓，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它应当成为我们的信仰。

　　中国营商环境的“毛病”所在及我们改善的努力，可以多加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行政管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而不是“有权就是任性”；行政管理是一视同仁的，而不是规模、实力、所有制之间的歧视；行政管理是公开依法得，而不是“暗箱操作”；行政管理是简明、可预期的，而不是繁复、运动式；行政管理是廉洁且廉价的，而不是腐败且“浪费”。现在的行政改革，既不减人也不减支，这种改革的实际效果存疑，而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经费每年都在较快增长。当然，各地政府也都作出了很多努力，譬如说建设法治政府、减少负面清单、推行政务公开、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等等。

　　营商环境的改善是能实实在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举一个例子，浙江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海西州，首府在德令哈。在产业领域，浙青开展了互利共赢的市场化合作。浙江大学利用当地的光热资源，投资10.88亿元，建了一个50MW的光热发电站。从建成以后运行的情况看，投资回报、发电效率、运营管理，都是公认的世界第一。

　　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件大好事做成呢？因为我们做到了双方的资源优势，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有机集成！德令哈拥有的，都是不可移动、无可替代的资源：土地空间、充足日照——只是在那个纬度上，在那个地理条件下，才有这些资源。而浙大的资源都是可以移动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哪个都可以南来北往、“东游西逛”。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和可移动的人本资源一结合，世界上最好的光热发电站就冒出来了！

　　因此，营商环境搞好了是一通百通。淄博怎么才能搞好 “双招双引”？一是得有“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的进取思维。二是得有“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务实合作。三是得有“政治担当、行政责任”的积极作为。对口支援用于重大灾情救助是可以的，但往往限于有限的基设和民生。产业领域里，还是搞对口合作和飞地经济比较好：双方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的互通有无、互利共赢。（接下篇）

2020年9月20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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