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浙商》记者陈晓2022年1月24日对我的采访，曾发表于《浙商》2月合刊《特别策划》栏目P61-64。衷心感谢媒体人的再创作。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首次提出2022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经济压力，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那么，在全球新冠疫情反复的形势下，国内宏观经济能否“稳”出发，“稳”进取？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将如何应对，以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新的一年，又会出现什么新挑战和新趋势？ 

作为曾直接参与浙江省“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主要执笔人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刘亭研究员在《浙商》专访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大家能在困难中找到新机遇、在压力中迎来新进展。

2022年的经济工作难度很大

《浙商》：2021 年经济整体平稳收官，全国不变价GDP 同比增长8.1%，两年复合增长5.1%。浙江作为中国经济风向标，您会为浙江去年的经济表现打多少分？

 刘亭：我不太喜欢为年度的经济运行打分。如果一定要打分，从去年来看我给90分。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挑战很大。2021年我省经济运行表现“ 相当不错，亮点多多，足以彰显浙江发展的韧性。全省GDP预计可完成7.35万亿元，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4%，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9.2%、10.4%。这些数据，在世纪疫情面前、“三重压力”之下，可以说得上是足够有料、足够亮眼。但是，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在《2022年经济工作断想》文中，在对浙江经济多有赞誉之后，坦陈“疫情持续影响、中美博弈加剧、市场主体预期不良，加之内需和消费不振、节能双控压力加大、输入性及成本推进型通胀苗头已显，2022年的经济工作难度很大。”

《浙商》：在您看来，影响202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刘亭：对于经济走势的展望，多少年来我似乎总是一句老话：既有点“谨慎乐观”，又有点“杞人忧天”。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虽然当下还有“老本”可吃，但发展的动能若不能尽快成功地转入创新驱动，那一味沿袭传统的势能，必定是难挽颓势、江河日下。2014年最高领导人提出“新常态”，是对动能转换的又一次战略指引，但人们似乎还沉浸在“第二大经济体”的“自嗨”之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醒。我们看发展的大趋势，不但要横向和世界比，还要纵向和自己比；不但要看一年的静态，还要看多年的动态；不但要看确定的统计数据，还要看不确定的预期即人心。

当前，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工业增长低于出口增长、投资增长低于利润增长等现实反差，都在昭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的背后，凸显的问题是“预期转弱”。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需要煞费苦心、单列篇幅，一连串讲了五大“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些问题与稳定和改善全社会预期息息相关。预期不稳，经济难稳。而其中最重大的一个指向，就是“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提振民营经济要靠说实话、办实事

《浙商》：有经济研究者指出，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修复是结构性的，民营企业比国企、央企恢复得慢。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激发民企经济的活力？

刘亭：民企经济恢复得比国企、央企慢，主要还是因为“预期不稳”。民营企业家的心神不宁，是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感到迷茫和困惑。当然，从客观角度来看，像一些带有自然垄断性的大宗商品、原材料等上游产业盈利空间较大，在经济上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而跟老百姓直接消费相关的下游产业，则往往处于比较被动的被动位置。

疫情迁延不愈，冲击正常经营。经济活性降低，消费增长萎缩。在这种背景下，如若我们的舆论场上再有点风吹草动，政策执行又时不时地运动式、一刀切，再加上传统市场守不住存量、新兴技术又不愿投增量，统计数据和现实体验还有些落差，那民营经济的投资和运营，自然而然就会趋于谨慎和保守。

有些因素是外部客观情势，我们改变不了。但毛主席也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觉得现在提振民营经济最紧要的事情，简单说来就是说实话、办实事，徙木立信，收拾人心。《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徙木立信”的典故。战国末期，秦孝公授命商鞅推行新法，为体现守信践诺，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一根三丈长木头，宣布只要有人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奖励十金。百姓觉得意外，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商鞅多倍悬赏至五十金。终于有一愣头青将木头搬将过去，商鞅兑现承诺，以明不欺。随后推行变法，果然令行禁止。

辞旧迎新之际，我曾在公号上连发三文，力主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其中第一篇就以阿里的达摩院、云计算和蚂蚁金服为例，呼吁“政府能否避虚就实，通过一些生动的案例和具体的行政作为，来宣示浙江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的鲜明导向，并以此最大限度的稳预期。”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民营经济与时俱进，再上层楼。一是‘合规’：要对法律和规则常怀敬畏和谦卑，再也不能“见着红灯绕着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红灯”），甚至以“闯红灯”为傲为荣；二是“创新”：彻底摆脱短缺经济条件下“萝卜快了不洗泥”的传统思维，下决心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赢取新飞跃、新辉煌；三是“情怀”。学习进步，提升境界，以更博大的胸襟和更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尽心尽力、添砖加瓦。

聚焦“数智化、生态化和人文化”

《浙商》：您是政策研究的资深专家，能否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建言，新的一年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政策风险？

刘亭：现在很多政策的大方向都是不错的，但在执行方面问题多多，比如 “运动式”、“一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再好的政策也会扭曲走形，让政策收效大打折扣。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下，政策执行务必要求真务实，稳健可行。对企业而言，及早清醒地把握政策大方向，是件头等大事。平时学习不够，总是“老牛赶山，推着干”，那必然被动。比如已经说了这么多年的“两山”理念、生态文明，即便是没有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绿色转型都早该实质性启动了！还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合规经营是底线。企业自觉随流扬波、顺势而为，就足可化解政策风险。

《浙商》：展望未来，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来描摹中国经济将出现的新趋势？

刘亭：说新也不新了。无非是在原有“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现代化”的基础上，今后要更加聚焦于“数智化、生态化和人文化”。数智化即数字信息科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智能化、智慧化应用，疫情在一定意义上还加速了这一进程。生态化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广覆盖、深介入，双碳达标是硬任务，低碳、循环、绿色发展成为主流。人文化好像比较冷僻，其实一点儿也不。经济是人参与的创新、创业和创富活动，而人是有思想、有价值观偏好和追求的。唯利是图和共享致富就是不同的价值取向，浙江要为全国的共同富裕进程作出示范，就不能不高度重视经济的人文化（精神富有）发展。

《浙商》：面对浙江2022年的经济工作，能送上您的寄语吗？

刘亭：寄语不好说，我只想借此表达三层意思：一是要认真落实袁书记在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一金四最”三句话，义无反顾地坚持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基本盘”，“稳字当头”首先要稳住这一吸纳就业、稳定经济的“主阵地”。二是要切实聚焦创新驱动发展，突出数智经济“一号工程”和挺进三大科创高地，不拘一格激发企业和人才的创新活力；不但要强调科技创新，还要配套推进制度创新（深度市场化改革）和人文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三是要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力戒心口不一、知行脱节，坚决整顿和改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实则有形的作风转变，力推看似无形的预期转强。总的还是那句大白话：信心源于实干，不要内卷、不要躺平，更不要玩虚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浙商》：今年将迎来亚运会，杭州也将成为第三座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您觉得亚运会能为杭州经济产生多少拉动？哪些行业会比较热？

刘亭：亚运会不如G20来得是时候。如果没有疫情袭扰，杭州的旅游、文化等产业都会迎来新的高峰；但牵涉到疫情，这个话就有点难说了。对第一次举办亚运会的杭州而言，原本只有办好亚运会这一重挑战，如今在办会的同时，又增加了一重大规模人员交流带来的疫情防控挑战。办好 2022亚运会，对杭州在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大型赛事组织管理、智慧城市高效运营、防疫安全等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实战演练，其能力也必将得到大幅提升，并为今后杭州的国际化发展、中心城市功能强化蓄势待发。